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市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

丽政令〔2001〕7 号


《丽水市市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二○○一年七月四日






丽水市市区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丽水市区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暂行办法。

　　在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涉及土地征用的，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执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必须按照本暂行办法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被拆迁人所在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拆迁人做好被拆迁人的动员搬迁工作。

　　第五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暂行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所有人。

　　第六条 丽水市建设局是本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内的房屋拆迁监督管理工作。财政、计划、公安、工商、价格等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依照本暂行办法的规定，互相配合，保证房屋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丽水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七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房屋拆迁。

　　第八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拆迁主管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有效凭证；

　　（四）拆迁实施计划、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九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并将拆迁公告内容书面通知被拆迁人。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和拆迁人应当及时向被拆迁人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十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申请起10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委托拆迁的，委托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委托协议。被委托拆迁人必须是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

　　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实施房屋拆迁。

　　第十二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改建、扩建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载明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拆迁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超过1年。

　　公安、建设、国土资源、工商、房管等部门和机构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暂停办理拆迁范围内的户口迁入和分户、营业执照、房屋翻（扩）建、房屋买卖、赠与、析产以及租赁等手续。

　　因出生、军人复转退、婚嫁等确需入户或分户的，经市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经批准入户或分户的公民应及时将入户或分户情况通知拆迁人，以便于拆迁安置方案的及时调整。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统一拆迁的，可由市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机构组织统一拆迁。

　　第十四条 拆迁人应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交纳拆迁管理费，管理费收费标准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暂行办法规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书面协议。协议应载明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房屋面积与地点、搬迁期限、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条款。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拆迁人应当自签订协议起15日内将协议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备案，必要时可经公证机关公证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鉴证。

　　拆迁人应公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和方案，接受社会监督。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第十六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十七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安置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

　　裁决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有关法规为依据作出书面裁决。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八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不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十九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和涉外房屋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办理。

　　第二十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同意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原拆迁补偿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项目转让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且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市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公安、教育、供水、供电、税务等部门和单位应凭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拆迁证明，及时办理和安排被拆迁人的户口转移、子女转学转托以及用水、用电、新购房减免税收等事宜。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2年内购房的，在拆迁面积之内的部分可凭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享受减、免税优惠。

　　第二十三条 拆迁人在完成旧房拆除、新房建设、产权调换或产权补偿等事宜后，被拆迁房屋原所有人必须在3个月内持合法凭证，到房屋所在地房地产管理机构办理房屋所有权的注销、转移、变更、新增等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 房屋拆迁档案资料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归档。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房屋档案制度，加强对房屋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房屋拆迁的档案资料包括：拆迁人从事房屋拆迁、建设的有关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安置方案及其调整资料，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其结算资料，拆迁过程中的审查处理文件，建设项目竣工报告，其他与拆迁有关的档案资料。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依照本暂行办法规定给予补偿安置。

　　在国有土地上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除本办法有明确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

　　第二十六条 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的面积，按照所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其他合法房产凭证上记载的建筑面积结合本暂行办法的规定计算核定。

　　第二十七条 拆除教学、医疗用房、敬老院、幼儿园、公共厕所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人可以按照其原性质原规模予以重建，或者以货币补偿形式安置补偿，补偿款仍用于公益事业建设，或者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城市规划统筹安排建设。

　　拆除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和简易阁楼等，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按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有关规定给予适当作价补偿。

　　第二十八条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二十九条 货币补偿金额，根据被拆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第三十条 房屋拆迁的货币补偿标准价，由市人民政府组织价格、土地、房屋拆迁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当地同类商品房的上一年度平均价格为依据，按照不同地段、不同使用性质分别确定。货币补偿标准价，由市人民政府每年公布一次。

　　货币补偿标准价确定之前，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具体拆迁项目的货币补偿，按照拆迁许可证核发时政府公布的货币补偿标准价执行。

　　第三十一条 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算产权调换的差价。

　　第三十二条 拆迁范围内的违法建筑、临时建筑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拆迁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必须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自行拆除，不予补偿。

　　（二）拆除未明确规定使用期限（已使用2年以上），而规划管理部门在审批中已注明城市拆迁时需要无偿拆除的新建、拆建、加层的房屋、临时建筑，必须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自行拆除，不予补偿。

　　（三）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后的30%给予补偿。

　　第三十三条 拆除设有典权、抵押权以及有产权纠纷的房屋，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方当事人之间达不成协议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包括补偿安置的房源及资金担保)，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组织拆迁人对应拆房屋作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后，实施拆迁。被拆除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的，在被拆迁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后，方可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四条 拆移建设用地上的公共设施或各种管线，所需的迁移费和材料的损耗费，由拆迁人补偿给原所有人自行迁移。如同时需要扩建、改建的，其扩建、改建部分所需的费用和原材料，由原所有人自行解决。

　　第三十五条 对拆迁范围内公共树木、绿地及生长物，应尽可能保留。确不能保留的，应按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有关规定办理补偿事宜。但对在拆迁公告公布以后抢种的，不予补偿。

　　第三十六条 产权调换，实行拆一还一、异地安置的办法。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一致，也可以实行原地段安置。被拆除房屋的装饰、装修费用，由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一次性补偿。

　　拆除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有非住宅和具有区域功能的房屋，应按城市规划要求安置。

　　拆除对环境有污染的房屋，应按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安置。

　　第三十七条 拆除非住宅房屋，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在规划拆迁红线范围内，被拆迁人必须服从统一规划、统一拆迁的原则。

　　（二）拆除非住宅房屋，按照原建筑面积安置。

　　（三）底层临街非住宅房屋的拆迁，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形式安置。

　　（四）非住宅中的底层临街商业营业用房性质和面积的确认，由拆迁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单位进行认定。认定结果向社会公示。

　　（五）非住宅房屋拆迁，经批准给原所有人安排异地建房的，由拆迁人按被拆除房屋的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新安排异地建房用地面积与被拆除房屋用地面积相等部分征地的各种费用，由拆迁人支付；超过被拆除房屋用地面积部分征地的各种费用，由被拆迁人支付。新安排异地建房建筑面积与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相等部分的各种规费，由拆迁人支付；新安排异地建房建筑面积超过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部分的各种规费，由被拆迁人自负。

　　（六）拆除经计划、建设规划和国土资源等部门批准建造的非住宅房屋，拆迁人应按原使用功能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

　　（七）拆除历史上（1979年3月31日以前）建造房屋时已经将底层作为临街商业营业用房，且依法经营的，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单位进行认定并予以公示后，拆迁人应按原使用功能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

　　（八）凡未经土地、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将底层临街非商业营业用房（包括住宅、生产用房、仓库、办公用房等）改为临街商业营业用房的，在拆迁时，按原使用功能进行安置；但属原所有人在本暂行办法发布施行前依法经营2年以上，且至拆迁公告发布之日止仍在连续经营的，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单位进行认定并予以公示后，可以按底层临街商业营业用房货币补偿标准价的30%给予原所有人一次性货币补偿。货币补偿的面积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临街的第一个自然间勘丈认定。

　　（九）拆除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的生产经营用房，已经停止生产经营或擅自把使用性质改变为住宅的，按该房屋的重置价结合成新、已缴纳的有关规费进行货币补偿。

　　（十）拆除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的生产经营用房，在拆迁公告发布之前一年内仍在连续生产经营的，可实行产权调换或异地建房，但安置后的房屋使用性质不变（仍属生产经营用房）。

　　（十一）拆除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非住宅房屋，确需重建的，一律实行异地安置。

　　（十二）拆除商业经营企业的底层临街商业营业用房，实行货币安置，货币安置后，被拆迁人要求在原地购买店面的，在被拆除店面房建筑面积内，可按该地段市场价购买店面房屋，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给予优惠。

　　（十三）街道拆迁后形成的临街非商业营业房屋，不准擅自改建成底层临街商业营业用房。若该房屋所有权人提出申请，经土地、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在补缴该房屋土地出让金后（出让金按房屋改变使用性质增值部分的70%收取，增值部分由专业房地产评估机构按同地段商业营业用房市场价评估确定），可给予办理房屋改变使用性质手续。

　　第三十八条 拆迁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2平方米的住宅（在同一城市规划区内另有住宅的应一并计算人均建筑面积），被拆迁人户口在市区的，在货币补偿时，按人均建筑面积12平方米的标准安置（独生子女可按2人计算）。但每户货币补偿的建筑面积最多不得超过48平方米。安置建筑面积超过被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部分，货币补偿时扣除其重置价。

　　住宅改非住宅房屋不适用上述优惠政策。

　　第三十九条 拆迁人、被拆迁人均应遵守拆迁过渡期的协定。拆迁人应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24个月内将原使用人安置完毕。拆迁人不得擅自延长过渡期；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的，被拆迁人应在得到正式安置后的3个月内腾退周转房。

　　第四十条 拆除房屋，拆迁人应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３元的标准，一次性付给原使用人搬家补助费。使用临时周转房的，在迁往正式安置房屋需要再次搬家时，再按每平方米３元的标准发给搬家补助费。

　　实行货币补偿的住宅，由拆迁人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元的标准给予被拆迁人两次的搬家补助费。

　　第四十一条 拆除房屋，需由原使用人自行解决周转房的，从搬家之月起，拆迁人应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３元的标准付给原使用人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周转时间超过2年的，从超过时间起，按每月每平方米６元的标准付给原使用人临时安置补助费。农民拆迁户批地建房部分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从搬家腾空开始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颁发之后6个月内，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３元的标准支付给原使用人临时安置补助费。

　　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的，被拆迁人自行解决周转房。临时安置补助费由拆迁人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元标准支付给被拆迁人，支付期限为6个月。

　　第四十二条 原使用人搬迁时，所在单位应当凭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证明，给予原使用人3天公假，不影响其工资和评奖。

　　第四十三条 拆除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引起经济损失的，由拆迁人按拆除房屋面积部分的从业人数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对被拆迁人给予经济补助。补助期限为6个月，特殊情况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另行处理。

　　拆迁利用私有住宅用房改为非住宅用房的房屋，造成停产、停业引起的经济损失不予补偿。

　　第四十四条 拆除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农业人口的住宅房屋，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其所在行政村有新村建设规划留用地的，可安排地基异地重建；其所在行政村没有新村建设规划留用地的，原则上不予安排地基建房，以产权调换形式或以货币补偿形式进行安置。

　　（二）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符合安排地基建房条件的，可按以下标准安排地基建房：每户１－２人的，安排一间；３人的，安排一间半；４人的，安排二间；５人的，安排二间半；６人以上的，安排三间（每间占地面积为35-36平方米，建房高度不得超过三层）。独生子女可按二人计算。

　　（三）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除被拆迁人被拆除的住宅房屋外，另有一处及一处以上住宅房屋产权（含本暂行办法发布实施后出售的住宅），其户均面积已经达到或超过第二项标准的，不再安排地基建房，其被拆房屋，以产权调换形式或以货币补偿形式进行安置。对达不到第二项标准不足半间的，不予安排；等于或超过半间的，安置一间；超过一间的，安置一间半；以此类推。

　　（四）拆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居的住宅房屋，即房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和同一户家庭成员中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业人口的，可以合并计算人口安排地基建房。但本户中非农业人口已经享受过单位房改政策或购买过经济适用房的人口除外。

　　（五）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如其住宅房屋是通过买卖所得的（本行政村村民之间买卖的除外），只能按照原建筑面积，以产权调换形式或以货币补偿形式进行安置。

　　（六）被拆迁户的人口以公安部门颁发的户口薄为准。

　　（七）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有二户或二户以上共同持有一本房屋所有权证的，其房屋建筑面积(包括该房屋中不同结构、 不同层次的面积)由国土资源、房管等部门和机构核定后，按人口比例平均分摊计算。

　　（八）拆除农业人口住宅房屋，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补偿：

　　如被拆迁房屋建筑占地面积少于或等于新安排地基建房占地面积，当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少于（含等于）新建房屋建筑面积时，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当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多于新建房屋建筑面积时，其中与新建房屋建筑面积相等部分的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补偿，其余部分在扣除该部分建筑面积所分摊的土地征用等费用后，按非农业人口的货币补偿标准给予补偿。

　　如被拆迁房屋建筑占地面积大于新安排地基建房建筑占地面积时，其被拆迁房屋建筑占地与新建房屋建筑占地相等部分的房屋建筑面积，按前项规定补偿，其余部分按非农业人口的货币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在上述补偿标准中，同一户如有不同层次的被拆迁房屋，其房屋建筑面积应按该房屋的建筑占地面积平均分摊计算。

　　（九）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必须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如果上述两证登载的建筑占地面积不一致，当误差超过３％时，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会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联合实地丈量后确认；当误差在３％以内时，可以《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为准。

　　（十）新安排建房地基与被拆房屋建筑占地面积相等部分（包括间距）征地和新村配套的各种费用，以及新安排建房建筑面积与按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进行补偿的被拆原房屋建筑面积相等部分的各种规费由拆迁人支付；超过被拆房屋建筑占地和建筑面积部分的各种规费由被拆迁人自负。


　　第四章 罚 则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迁的，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拆迁人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拆迁人违反本暂行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四十八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违反本暂行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其它违反城市房屋拆迁规定的，依据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有关法规规定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与今后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新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依照新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丽水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抵抗权在我国之探析
——以《公务员法》第54条为焦点

杨静 魏迪*
本文刊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杨静（1976—）女，四川成都人，法学硕士，律师，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魏迪（1981—）男，江苏徐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公务员法》第54条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一般规定意义重大。文章先对该条款的产生过程与含义作一简要阐述，接着述说了抵抗权作为西方国家一种基本权利的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规范分析的向度论述了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并认为公务员依法不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最后提出了确立我国有效并且完善的抵抗权制度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公务员法》 抵抗权 明显违法 行政相对人

一、引 言
在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将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国今后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其出台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义重大。该法有较多创新之处，比如“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引咎辞职”等制度首次纳入法律视野。笔者在这里主要想就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创新规定谈一些管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侧重于运用规范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此问题予以阐述。

二、《公务员法》相关条款释义
在之前的《公务员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但是由此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与争论。因为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完全服从说、完全不服从说和相对服从说各领风骚数十年！究竟公务员可否对上级领导的决定和命令说“不”？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说“不”？当时的很多意见认为草案中的规定过于绝对。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对于上级命令只讲执行，不提建议和意见，不仅削弱了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上级决策进行纠错的机会，难免有造成不良影响之虞。针对这一意见，全国人大相关机构经过权衡，决定将“对抗”改为“拒绝执行”，通过后的《公务员法》第54条则这样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公务员的责任：一是提出“纠错”而没有被上级接受，公务员也应当立即执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执行了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2005年4月27日《公务员法》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述说，公务员有一个特性，就是要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这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发挥公务员高效的要求。鉴于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所以“《公务员法》没有从正面规定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但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公务员可以不执行违法的决定与命令。” 因此对于上级明显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明显违法作出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一般来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如果认为上级作出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存在失当或不正确、不合适的地方，也包括违法的，公务员就有权向上级提出来要求改正或者撤销。如果上级不改变决定和命令或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还是要服从，但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上级负责，执行这个任务，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明显违法，有些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说公务员——就连一般老百姓都明知其是违法的，比如说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严重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如果公务员此时执行了的话，除了下命令的负责人、上级依法承担责任外，执行的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反面来说，也就意味着公务员此时有权拒绝执行。这也就是其他法律在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时候，经常有这么一句惯例的话：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都要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就是指上级，直接责任人员就是指直接做事的公务员或当事人。

从李飞主任的解释我们可以推知，《公务员法》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基本采纳了“相对服从说”，赋予了公务员以一定程度的抵抗权。针对第54条公务员可向上级说“不”的规定，应该说从草案中的“完全服从说”到通过后的“相对服从说”，这样的规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三、抵抗权的含义、流变与意义
学理上所谓的抵抗权，本是西方政治和宪法意义上的一个专有概念，特指公民拥有的对于统治者以不正的法律侵害、压制其人权，于必要时可以对由国家法律所产生的义务，采取不服从以至抵抗的权利。人类的抵抗精神源于对霸权（hegemony）压迫的反抗，也因为抵抗运动或革命前仆后继地发生，才得以写下近代宪政史上追求人权保障的感人篇章，从而确立了抵抗权成为超越宪法的一种基本人权的崇高地位。就其政治学基础而言，公民的抵抗权来源于天赋权利、社会契约论等自然法思想。众所周知，西方悠久的法治观念是在深厚的自然法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自然法思想的要旨在于，成文法要符合神意或体现正义的自然法。在自然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成文法持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态度，正是这种可贵的警惕态度，使反抗暴政的权利成为每个公民依据自然法而取得的天赋人权。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权是政府与人民签订社会契约的结果。如果政府权力的行使违背了人民设立政府的本来目的，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来抵抗政府的抵抗权，对政府造成一种压力；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障自由，即保障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不尊重基本权利甚至滥加侵害的话，人民自然可以对其予以反抗，以保障其源于自然法的天赋人权，维持自己的主权者的地位。

有关抵抗权其实经历了“起源——传播——发展”的过程，并且大致可分为政治意义上的抵抗权、宪法上的抵抗权和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几个层面。 最早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是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而相隔不到半个月的美国《独立宣言》则这样规定：“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同年公布的马里兰州宣言也对抵抗权作了相应规定。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当然，鉴于当时的情势，这种规定更多的在于其政治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些规定奠定了后来的抵抗权发展的基础。而《人权宣言》的规定与精神已然被现行的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所确认。后者在序言中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从而严肃地表达了对人权的至爱。按照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71年在“结社自由案”中所确立的“合宪性规范体系”，《人权宣言》所宣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构成宪法的一部分，任何主体的行为都不能置于其之上，否则将被视为违宪。 而且法国学界亦基本一致地认为，抵抗权作为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的权利，已经深深的刻在了广大民众的心底。在196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中，增订了第20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任何意图排除基本法第1至3项之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程序时，任何德国公民皆拥有抵抗权。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本意是允许公民为保护自身基本权利、维护宪法秩序和防止政府专制，在特别必要时可以反抗专制的法律、抗拒国家机关的违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对抵抗权的行使要件加以一定限制的话，则法律的安定性和国家的稳定与权威就有被破坏之虞。但是，在有关抵抗权之行使要件的问题上历来观点不一，产生了众多纷纭与争议。比如在德国即有宪政秩序之公然侵害论、后果成功论、全面排除论和最后手段论等等众多学说意图对此予以解说。近来在德国基本将“抵抗权”仅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紧急之权”，其实施要件是，抵抗权所欲排除之非法行为必须已显然可见，而且为了排除非法，并无其它可预见之有效法律救济手段可资利用，才得运用抵抗权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最后手段。 显然，该种要件为抵抗权的行使设定了比较严厉的限制。正因为此，使得德国“基本法虽然承认这个权利之存在，但距今整整二十年，却未有一个有关人民援引的抵抗权案件，获得联邦宪法法院之认可。” 实际上，在西方那些较为成熟的立宪主义国家，基本权利一般已经得到较为满意的保障，故一般情状下实施抵抗权并无必要，因此抵抗权在实践中也并不多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在价值层面的重大意义。


四、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
前面所述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抵抗权，而且由于其牵涉到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致使其在实践中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流转到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时，却会发现别有一幅图景！不容否认的是，行政法上的相对人的抵抗权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宪法上的公民的抵抗权，只是二者的内涵、外延和作用的领域有些许的区别罢了。因此将行政法意义上抵抗权视为前者的变换形式似乎也未尝不可。时下，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许多国家已经通过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实践。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是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安身立命的直接基础。正是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或当然无效，行政相对人才得以享有行政抵抗权。“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 当然，这里涉及到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这个在学界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立法例都基本上偏向于有限公定力说，可以说后者已然成为我国的通说。 而这一点与德国、日本等成熟的法治国家相类同。对于如何判断无效行政行为，国外多采“重大瑕疵与明显瑕疵” 的标准，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也倾向于这种标准。 而从《公务员法》第54条也可以看出，“明显违法”的用语采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标准。

综观我国的法律规范可知，其实早已有法律对抵抗权有了规定，只是这些规定比较分散，大都见之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法律规范当中。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2条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 第33条：“ 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而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56条则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2001年修正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9条、2002年施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9条规定等都对此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可以看出，前述几部法律规范主要是对行政相对人——警察只是一个特定部门、行业的公务人员——的抵抗权而作的规定，而这次《公务员法》第54条则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在这方面显然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但是对照一下《人民警察法》的前述条款与《公务员法》第54条可以看出，二者的结构与含义大致相当，后者主要是将人民警察这个主体扩大到一般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因此应该不能否认对前者的借鉴与采纳。抵抗权之行使方式，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不服从和实力抵抗两种。前者是指依照平时的法律，负有服从义务的国民——尤其是公务员，可以不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实力抵抗则是积极采取反击及抗拒等行为来抵抗。 从法律规范本身来说，在第53条的有关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十六项纪律中赫然写着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后又在第54条规定了抵抗权条款，从先后顺序来看，可以推知抵抗权条款正是针对该款纪律规定所作的特殊规定。按照“特别规范的效力优于一般规范”的原理可知，在出现这类特殊情形时，应优先适应第54条。根据第54条，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但是执行与否则取决于上级的意思。而该条的但书条款“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则还是有比较多的曲折含义在里面。对于法律条文采反面解释，则如果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未向上级提出改正或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而径直执行的，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法条中的“可以”，事实上也是一种义务，已经包含了“应当”的含义在里面。 该条款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必须予以反对、不执行。否则，其本身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对于公务员行使这种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的关系，因为公务员并非行政相对人，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而发生意义的，所以不能把其行使该种权利勇敢地直接等同于相对人的抵抗权。但也并非毫无关系，笔者认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会一定程度上代替人民行使部分抵抗权。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观点可以知道，其职责即是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公务员通过什么途径为人民服务呢?根本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服从上级的职务命令与决定，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知道，法律规范一般是较为确定的，而上级的职务命令或决定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问题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在于并不能保证命令或决定全部是合法的。一旦上级的命令或决定是违法的，下级公务员如何处理就是个值得关切的问题。当然，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逻辑，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上的服从而非身份上的服从,故公务员应当选择依法不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与决定。下级公务员也只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才从本质上符合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公民行使了抵抗权。之所以强调其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这里面存在这样的细节：公务员对于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已经提出了异议，但是上级依然强烈要求执行的，则此时公务员应该如何权衡处理则是一个问题。执行了就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执行则要承担上级的压力，有把与上级的关系闹僵之虞，公务员此时的处境的确进退维谷，颇有些哈姆雷特问题的韵味：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个问题！这里自然会有一个利益博弈与选择的过程。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体制下，下级公务员倘若与上级关系处理不好，无疑对其自身在单位的发展极端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因此公务员在这种情形下究竟会如何选择则还是一个不能够莽然推测的问题。 按照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务员虽然是公民的政治代理人，但是由于其自身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治行政过程必然也同市场过程一样表现为交易性质。公务员会利用这一过程实现自己个人或小集团效用的最大化，而对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倘若公务员最终选择了依法不执行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则他肯定是经过了将自己的利益在依法不执行命令或决定和服从上级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之间作过权衡的。公务员在利益博弈之后决定不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也顺带着起到了代替人民行使抵抗权的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由于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公务员依法不服从上级违法的命令或决定也就是服从了人民的意志，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存在着公务员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而这里并不能一概完全地否认公务员有违法服从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或决定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利益博弈中，只要哪种行为成本小、于己身收益大，则行为人一般就会选择哪种行为模式。 当违法的成本小于守法的成本时，选择违法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不能否认利他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存在，但对于大多数凡夫俗子而言，很难做到这点。在制度约束不够强的情况下，公务员必然作出“寻租”行为，即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做交易，换取其他利益；在有可能影响自己前程和官位的时候，接受上级的压力。 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众多机关工作人员与领导坑瀣一气的事例就可知晓笔者的观点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些论者认为公务员代替公民行使部分抵抗权,对于违法命令不予服从具有诸多积极的意义：(1)可以使行政管理中一些错误的决策和决定止于执行者,在行政机关内部就得到消化和解决。(2)可以使公众免受违法命令的直接侵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3)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护社会稳定。(4)有利于树立国家机关的权威,保障行政管理职权的顺利行使。 但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原因，笔者对此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此如何在此基础上设计更为有效的约束制度，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余论：任重而道远下的期盼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宪法还没有赋予公民以抵抗权。我国宪法典第41条尽管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能说是公民的抵抗权。同时由于我国宪法时下的特殊遭遇， 使得就连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虽然如前所述，我国一些法律规范也规定了相对人的抵抗权，但是由于比较分散、凌乱，缺少比较统一的规定，因此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制度。该种模式被有些论者概括为存在三种不足：一是由于分散的规定致使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制度；二是仅限于赋权性规范，而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三是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

这次作为我国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的《公务员法》第54条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群体，在这方面明显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当然，作为《公务员法》的重要条款，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采取的态度，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上，还应该甚至主要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以便进一步予以细化和完善，从而保证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切实可行。比如对于何谓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尽管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可以比较清晰的辨认出来，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处于明显违法与不明显违法的边缘地段的决定与命令，此时如何分辨则还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也给公务员自身带来了辨别的风险与责任，在这些情形下，如何更好地确定公务员的权利界限与责任，则还是一个未明确的课题。抵抗权制度在我国倘若真正得以有效的确立并完善，则可谓向建设法治国家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