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时间:2024-07-12 13:16: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593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卫生部 国家民委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意见

卫疾控发〔2010〕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民(宗)委(厅、局):

癌症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疾病,目前我国癌症每年发病人数约260万,死亡180万,癌症死亡人数占我国居民死亡人数的近1/4,过去30年我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老龄化进程日益加速,癌症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危害还将日趋严重,癌症已经成为消耗我国有限卫生资源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我国癌症高发地区多分布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某些癌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地区。近年来,尽管我国的基本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依然存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资源仍然明显不足。癌症的发生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造成的危害更大,成为部分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实现健康公平、改善民生的制约因素之一。

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多年,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技术方案和工作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癌症早发现和早治疗水平,也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健康,本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和谐、维护团结稳定的原则,卫生部和国家民委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癌症综合防治重要性的认识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要充分认识癌症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健康的危害,提高对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将癌症综合防治工作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切实加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各部门团结协作,建立监督考核机制,逐步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投入,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能力,改善居民健康,促进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

二、深入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综合防治工作,要坚持重心下沉、关口前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按照分地区、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的原则逐步开展,以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为重点,全面带动健康知识普及、肿瘤登记、主要危险因素监测和规范化诊疗等癌症防治工作。

(一)继续加强癌症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癌症相关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本地区高发癌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程度,增强预防意识,提高对癌症早期症状和体征的认识,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在癌症防治工作中的主动参与意识,降低主要危险因素的危害。

(二)加快推进肿瘤登记工作。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应积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将肿瘤登记工作作为癌症综合防治的优先领域,建立肿瘤登记点,培养肿瘤登记队伍,开展日常登记工作,从政策、经费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统筹规划,逐步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肿瘤登记报告制度。

(三)逐步开展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监测。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探索建立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的长效监测机制,收集与本地区高发癌症相关的危险因素信息,建立癌症主要危险因素调查与监测制度,建立追踪和评价人群癌症主要危险因素变化的指标体系,动态观察癌症主要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癌症综合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四)切实抓好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应由当地卫生部门统筹安排、统一部署、分步实施。优先开展危害严重、筛查成本低、技术成熟、效果良好、人群受益面广的癌症早诊早治工作。根据医改精神继续做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逐步开展食管癌/贲门癌、大肠癌、胃癌、肝癌和鼻咽癌的早诊早治。在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可开展部分癌症的联合筛查,稳步提高癌症早诊早治效率和公共卫生服务效能。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示范区(基地),推动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全面发展。

(五)稳妥推进癌症规范化诊疗。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国家相关癌症诊疗规范,结合本地区卫生资源状况,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癌症治疗的流程实施统一管理,对医疗卫生人员实施统一培训,切实落实癌症规范化诊疗,使癌症患者尽早得到准确诊疗,保证患者治疗效果,提高生存质量。

三、提高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保障水平

(一)建立健全癌症综合防治网络。建立健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旗)、乡镇癌症防治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癌症防治机构的作用,制订科学、适宜、可行的实施方案,逐步开展肿瘤登记,危险因素监测,健康知识普及,行为干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及癌症病人的健康管理与康复等癌症综合防治工作。

(二)加快推进癌症综合防治能力建设。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防治专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技术骨干培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开展逐级培训,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培养一支留得住、用得上、贴近基层的癌症防治专业人才队伍,使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持续、长久开展。

(三)不断加大癌症综合防治的投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癌症防治工作,在政策上对癌症防治工作给予适当倾斜,在资金上不断增加癌症防治的投入。重点支持科研、癌情监测、危险因素监测、宣传教育、癌症筛查和早期癌症治疗等相关工作。积极倡导多渠道筹资,利用商业保险、国内外项目支持等途径,鼓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癌症防治工作。

(四)积极探索癌症综合防治费用分担机制。少数民族地区应积极探索癌症综合防治费用由国家、社会、个人分担的机制,进一步明确责任,积极推动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和癌症病人救治与医疗保障体系密切结合的运作模式,利用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贫困救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城市商业保险等多种医疗保障形式,建立有效的费用分担机制,提高筛查发现病人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促进群众参加筛查的积极性,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的实际困难,使早期发现的病人及时得到治疗。

四、加强组织协调,逐步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是一项涉及少数民族群众健康和利益的重要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工作协调、资源调配、动员群众等有关工作。为进一步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将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协调机制,协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癌症防治工作,协调办公室分设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沟通和协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癌症综合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卫生部
国家民委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


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
——兼论当今贯彻“三个代表”对法治的作用

匡梓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08班
430073 tel:027-87529217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现代法律工作者就法治之建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各国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我翻阅了许多论文,再加上自己多次反复的思索,我认为,当今我国法治之关键在于民权观念之树立,在于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
无论国家的形式,社会的形式是什么,也不论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
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无论是法治还是人治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保证民权的实现。因而,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树立起了民权的观念,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保证法治终极目的的实现。
其实,我也深信这样一句话:“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1]要想在一个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全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多年历史,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国人注重的是实惠:信仰观音是为保平安:信仰财神是为发财:信仰文曲是为求功名。因而历史上很少有人会为纯精神上的事物去抛头颅,撒热血,也就不可能发生宗教战争。而且,“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2]因而,“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理论的准备和证成,除此之外的任何观点和看法都势必具有方法论上缺憾—— 或多或少的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否则就是智识上的盲点。法治不能缺少理论的准备与证成,唯其如此,方才能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并进而真正凸现法治的本来面貌。”[3]
所以,我们不宜急于提出依法治国观念,因为基于我们民族注重实惠这个特点,如果现实中所谓的法治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就会被他们误解,他们就会认为法治不过也是一种骗局:中国的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欺骗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如杜宴林先生所说,“当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时,法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逐渐沦为一种稀疏平常的事物,真正的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也就无从培育,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为人所崇拜的东西在事后看来不过如此时,也即崇拜的东西露馅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效果时,法治也就注定了命运的扭曲与失落,又没有足够的理论来予以证成,因而人们对法治也就逐渐缺乏了这种难言的崇拜,反而弃之如蔽履了。一提到法治就摇摇头说它没啥用,这势必使法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基于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靠青天老爷来维护民权的观念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妨先只继续提出民权的口号,事实上,或许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思想远比法治思想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其实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口号,也是广为国人接受的反映民权思维的口号。只可惜我们没有将这个口号坚持下来。不过,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口号,这个口号是继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的又一个反映民权思维的英明口号,我们如果贯彻好了这个口号,就会为法治思维的确立打好坚实的基础。理由如下:
民权思维有两个层面的要求,其一是要求统治者坚持天下为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占据主要地位,统治者一直把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来经营,一旦碰到危及个人权力的情况发生,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去排斥异己。而百姓也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不会去管谁对谁错,更不会去管有没有违反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法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统治者树立起了民权思维,不以个人命运为重,做到依章办事,当好“三个代表”的话,向法治无疑迈了一大步。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只会相信实际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而,正如姚建宗先生所说,“真正的法治必定抱持这样一个基本的生活信条: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作为常人的普通百姓。惟有从常人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法治,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法治;也惟有立足于常人的生活、时刻关注并最终落实于常人的生活之中的法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法治。”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国家政权的运行确实是依照有关规定,统治者确实是为了大众利益而不惜放弃个人利益,统治者没有越轨办事,他们才会对政权增加信心,才会去自觉按章办事。这样,社会的主流意识无疑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而公平,公正恰恰是法治思维的内在要求。其二是要求民众敢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都应当珍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与自由;同时,更应当高度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觉地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与自由。”[4]这个层面是建立是在第一个层面建立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个层面又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建立,与公民维权思维的欠缺不无关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皇权至上”,“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民往往都漠视自己应当具有什么权利,而且对统治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视若无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何以得立?而如果我国的百姓能够象西方一些国家的百姓那样,理直气壮地扛起“我是纳税人”的大旗,以主人翁的态度同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做斗争,主动用法律手段维护民事权利,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话,对第一个层面的巩固无疑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民权思维固然带有人治色彩,但是它却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法治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制定几部法律,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因为对法治国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靠几个法律工作者的呼喊就能达到效果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如果急功近利,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了。因此,当前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民众中普及民权观念,等民权观念形成以后,法治也就相差无几了,.而当今要普及民权观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在公务员中贯彻好“三个代表”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在群众中普及权利意识..

参考资料:
[1]姚建宗: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3] 杜宴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4] 姚建宗: 检察日报2000年03月15日




电信市场竞争秩序的构建是电信资费确立的基础 

       王春晖


中国电信业经过十年的改革,已形成了多家竞争的格局。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关键的元素之一——电信“资费”,却仍是一个各方关注的话题。电信资费实质上就是电信服务的商品价格,电信资费与一般有形商品价格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电信服务这种商品是无形的、非实体的,没有作为有形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实体承担者,所以才取“资费”这个名称。根据《电信条例》(下称“条例”)的规定,我国的电信资费分为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应该说这三种资费体系体现了国家的价格政策。
市场调节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按照这一定义,电信资费的市场调节价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市场调节价的定价主体为电信经营者;二是市场调节价应当在电信市场竞争中形成。电信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应该是通过反映电信市场的供求状况和电信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引导实现的。为充分发挥价格在合理配置电信资源中的作用,就应确认电信经营者自主指定属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定价主体地位,但是这种主体地位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和不损害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政府指导价,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电信经营者在执行政府指导价时,应着重领会以下四点:(1)政府指导价是一种法定的价格形式,具体到那一种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的价格采用政府指导价,应依照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电信资费分类管理目录确定;(2)政府指导价属于政府定价行为,法定的定价部门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3)定价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只是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这两项是政府指导价指导作用的体现。无论是基准价还是浮动幅度都是强制性的;(4)电信经营者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范围内,具体制定电信资费,也就是讲有一定的灵活性,由电信经营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应用。实际上,政府指导下的定价过程有两个定价主体,一是政府,二是电信的经营者,前者起主导作用,后者是从属作用。
政府定价,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分,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的主体是单一的,定价的形式是法定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界限。
按照《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和电信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基本电信业务的资费标准仍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然而,电信行业的“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谁去仔细研究过。我认为目前电信资费标准的确定,主要还是考虑了政策因素和投资回报率这两个因素。我国的电信产业是从自然垄断逐渐走向有限制竞争的。在这种条件下,电信资费的定价方法更多是考虑政策因素,而非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另外,电信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这几年对信息高科技效应的过高预期和市场开放,刺激了对电信市场的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使得我国有限竞争的电信业迅速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成本加大,投资回报速度必然就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研究一下电信业务的成本,比如投资者很仔细地投资,花钱很小心,并且有很强的监督,这个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垄断或有限制的竞争下,它的价格线不但没有下降的机制,反而还有往上走的趋势。虽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根据电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准确、完备的业务成本数据及其他有关资料。但是电信经营者都以这些数据和资料属“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因此,电信业务的消费者对制定电信资费标准的成本、数据及资料,仍然没有知情权。从理论的角度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商品(包括服务)的价格都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且应该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随着供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我国的《电信条例》产生于2000年,在这5年里“条例”对电信资费的规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已进入加 入WTO的后过渡期,电信资费的标准应逐步由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规律自行确定,国家应逐步取消政府定价。也就是讲,电信资费体系的确定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降低政府价格监管的垄断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消费者的矛头所向是电信的资费问题。因此,电信监管层应考虑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电信资费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是应依照价值规律对电信行业的发展和用户的消费进行市场调节,以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格体制,并以良性的市场竞争来推动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应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电信价格机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电信资源的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政府的资费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应该明确,政府的资费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政府的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电信资费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还将加快电信行业的改革,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由此,国家必须对电信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电信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例如有些电信经营者在提供电信服务和业务时,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其“电信产品”。这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亏损性经营,这种异常的价格选择是以排挤其竞争对手为目的的,它以牺牲自己暂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最终损害竞争对手的经济利益,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计成本走极端的降价是恶性价格战;恶性价格战不但增加了企业成本,减少了收入和利润,而且使客户频繁转网,造成企业电信产品和资费管理混乱,严损地害了客户利益和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实际上,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不断地变换价格本身是对消费者的愚弄和欺骗。
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电信资费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也理应成为电信市场监管中地位高于其他监管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监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