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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

王思鲁
　　主讲人：王思鲁，中山大学法学硕士，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律师网（www.jylawyer.com）首席律师 　

　　主持人：陈孟军，中山大学法学硕士，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　

　　主持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金牙大状”王思鲁律师为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王律师是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曾师从法学名家王仲兴教授。王律师在律师界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他过往的执业生涯中，曾经打过许多非常有名而且非常精彩的经典案例。王律师在法庭之上，包括在演讲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与号召力都是十分强的。因此，今天十分荣幸，能够邀请到王律师与我们具体分享“如何成为法庭上常胜将军”的一些切身体会。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律师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正文：　

　　我们大家还是聊聊天吧，今天我来这里也并非想开展什么演讲、讲座。这次的主题是“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今天我打算大幅度缩短我在讲台之上“一言堂”的演讲时间，我希望在我讲完之后大家可以互动，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当场提出来。　

　　一、今天的主题核心：在现实中国中，能否通过、如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赢取胜诉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也就是如何在中国的法庭之上赢取胜诉。今天这个专题的内容全部都是我们在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体会，是很难在书本之上找到的，并且，今天所讲的内容恐怕很难形成文字，因为当中许多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也有一定难度。因此，我认为大家没有必要就我所讲的内容做笔记。　

　　其实，就我自身而言，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不在法庭之上做笔记。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法庭之上做笔记的律师不会是一个好的律师，顶多只能算是一个规范的律师。最高水平的律师与最低水平的律师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笔记。为什么呢？因为优秀的律师在庭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而法庭之上瞬息万变，这种情况是对律师应变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律师在庭上做笔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这个律师在庭前并没有吃透案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若你在求医的时候，医生当着你的面翻书，你是否还信任这位医生呢？　

　　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今天我所讲的内容是在书本之上寻找不到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没有必要做笔记。一方面，做笔记会影响大家听的效果；另一方面，今天演讲的内容我们也会形成文字并在网站上公布。其实，做笔记用处不大，关键在于领会当中的精髓，也只有如此，才能对自身有所帮助。　

　　“如何成为法庭上的常胜将军”，对此，首先我的感受是，现实中，在法庭之上取得胜诉的手段是“千姿百态”的，而通过正常、合法的手段来赢取胜诉也是可以实现。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少官司都是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打赢的，就此问题，稍后我会有所介绍。而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司并非是由于律师的缘故而胜诉的。其实，法官是懂法的，在一些案件中，即便没有律师，法官也可以凭借自身具备的法律职业技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但是，不可否认，仍然有一部分的官司，当事人是通过律师的努力而实现胜诉的目的的，即通过正常的努力、专业的努力来获取胜诉。我今天主要谈的便是这个问题，并且，对于年青律师来讲，通过经典辩例打造品牌，即通过正常的途径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提高自身的沟通技巧，同样可以实现胜诉的目的。凭借自身的努力，无疑可以书写灿烂的职业生涯，而且，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符合我们国家法治进程的潮流。在国外，则更是如此，即很多律师就是通过展现自身的专业水平来实现胜诉的目的，从而打响自己的名声，继而吸纳并扩大案源。　

　　二、中国律师是如何打赢官司的——就这方面司法现状的全景扫描　

　　前述所讲内容仅是为了肯定一点——通过正常途径也是可以实现胜诉目的的。但是，我认为，仍有必要就我国律师赢取胜诉的手段与情况做一个全面、客观的陈述。　

　　在我们的国家，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如前所述，即很多官司均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赢取胜诉的。在两可的案件中，也就是法官既可判你方输也可判你方赢的案件，如果没有进行“非正常的沟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法官判决你方败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的国家还称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正是这个原因，许多人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胜诉的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你方没有理由，包括没有任何理由以及理由十分牵强两种情况，在此种情况下，借助非正常的手段实现胜诉的目的也是常有的。　

　　以上所讲的两可案件以及没有理由的案件中，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胜诉，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这是我们国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而时下也有不少律师顺着我们的“国情”走。我粗略做了一个估计，除了法院作出正常判决的情况以外，律师通过非正常手段来左右判决结果的，这种情况所占比例相当之高。但是，我并不赞同大家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赞同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通过正常途径同样可以实现胜诉的目的。其次，若以非正常手段影响法官判决，那么，此时的律师已经沦为一种没有人格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不会尊重法官，法官也不会尊重律师，此时律师与法官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一种嫖客与妓女的关系。律师与法官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一种专业上的认同。而且，基于自身的执业经历，我有这么一种感悟，即“夜路”走多了，人也会变得麻木。若你行贿已成习惯并习以为常，那么，你将会面临十分巨大的风险。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阶段，而在这个阶段里，很多东西都是“乱套”的，但是，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是挺大的。也就是说，转轨阶段的中国是“带血的玫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走“非正常”这条路，你不知道何时、何事会“东窗事发”，并且，这种从事“勾当”还会损害你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选择从事律师行业，不如下海经商。为什么呢？就我个人认为，从事律师这一工作，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精神的追求与人格的独立。　

　　在我们的观察中，仅有较小比例的一部分案件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胜诉的，这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而我个人也是顺着“正道”走过来的。我的父母均是老师，我是广东化州人，我本科阶段学的是外语，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法律。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专职从事律师职业之时已经是三十多岁。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本科阶段学的不是法律，因此没有人缘关系。你们本科阶段受过法学科班教育十分重要，因为里面存在一个关系网络。　

　　我任何关系都没有，而凭什么成为一名还算如鱼得水的律师呢？说实话，我打过的很多官司，包括胜诉的官司以及极具影响的官司，都没有通过“非正常”的沟通手段。当然，当事人有没有搞关系我不清楚。现在，我也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格，即通过正常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但是，整个中国的现状正如我前述，不少案件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来实行胜诉的目的的，而只有小部分是通过正常手段实现胜诉的。但是，我再次强调，我并不主张在座各位特别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年青律师去顺应“国情”，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一来没有人格，二来容易出事。　

　　三、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能否打赢官司——十余载律师职业生涯中，历经数十件大案要案成功辩护的切身感受　

　　在对我们国家律师赢取胜诉的手段与情况进行大体了解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这次主题的重点，即如何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对此，我之前已经予以肯定，而且，从我自身的体会出发，我认为，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实现胜诉的目的也是可以实现。之前，我与陈孟军律师私底下对此问题进行过沟通，我们的感受是，律师这个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同时，我们发现，在学校当中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所处行业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律师是一种说服性的工作，律师是用客户的语言、听众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法理，而无论是表现为语言或者文字，均是如此。　

　　律师工作的目的是说服他人，不在于所说的理由是否充分，也不在于所说的内容是多还是少，关键在于，当你与法官交流的时候，是否能够敲击他的内心深处，让其采纳你的观点。而身处这个年代，作为律师，也需要“包装”。对此，我早在几年前就已定下一个方向，就是我要给法官留下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律师是有水平的；这个律师是有理由的话才说，没有理由的话不轻易说的；若不采纳这个律师有理由的观点，他可能会“死缠烂打”，甚至四处“告状”；同时，这个律师又是彬彬有礼的，而且社交广泛的。如果，你能够在法官面前树立这么一种形象，法官会尊重你，甚至会敬畏你。而无论法官是敬你还是怕你，此时他往往会考虑你的意见。　

　　对此，我颇有感触，因为我平时也有与法官打交道。曾经有一位法院的副院长，他在私人的场合曾经就一个案件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案件是否真的是无罪的？对此，我想有必要对此事的背景作一交代。在我们国家，法官不是独立的，“真人不露相”，特别是重大的案件，往往是合议庭背后的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而审委会又是以法院院长的意见为尊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悖现代司法理念

周永军


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罪的设立，尽管初衷十分美好，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冷静地审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此罪实际上与现代刑法理念、国际司法潮流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弊明显大于利，故建议废止该罪。
首先，该罪的设立违背了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公诉机关来承担的，也就是说公诉机关为了指控某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须举出确凿、充分的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举证责任，而犯罪嫌疑人处于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辩护、防守地步，没有举证自己无罪的义务。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颠倒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将本应由公诉机关承担的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嫁为由犯罪嫌疑人来承担。因为按照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犯该罪，只要指出其收支差额巨大，公诉机关的举证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剩下来的主要举证责任则由辩方承担，辩方为洗涮罪名就必须想方设法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合法，否则就构成犯罪。笔者认为，这种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的转移是不合理的，它必然会有损于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既削弱公诉机关的举证意识，又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而且刑法有了该罪的规定，又为公诉机关办理贪污、受贿案件不积极、不主动、不深入地调查取证留有一条后路，侦查适可而止、半途而废而放纵犯罪。
其次，该罪的设立也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规则。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规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在法律上都应被视为无罪，诉讼逻辑顺序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无罪，再寻找证据证明其有罪，而不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再寻找证据证明其无罪。然而根据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对这一犯罪的诉讼操作实行的却是有罪推定的原则。因为公诉机关只要证明犯罪嫌疑人的收支状况相差巨额，而无需证明其收入来源是否合法，只要没有证明该收入来源是合法的，就认定该收入来源是非法的，据此推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论，这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是不相符的。根据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公诉机关如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必须举出其有罪的证据，即举出其收入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凭什么就说其收入来源不合法？既然无法证明是非法收入，又凭什么说其有罪？如果没有证明其收入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应当推定其收入来源非不合法，推定其是无罪的。否则会使落后的有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很容易误导侦查思维、公诉思维以及审判思维。
再次，该罪的设立使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一国的诉讼人权是反映其人权状况和诉讼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人权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普遍的保护，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多项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出台，印证了在刑事诉讼中体现诉讼人权是符合国际司法潮流的。在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人权保护措施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在西方众多法治国家已被作为基本的诉讼人权予以确认。美国宪法修正案、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世界刑法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协议》以及我国参与制订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法律文件，已经明确了刑事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米兰达规则（忠告）”为代表的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曾被称为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英、美、法、德、意、日等许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相继接受了这一制度。这些诉讼人权保护措施，有利于遏止刑讯逼供的野蛮的司法秩序、推进司法文明进程。反观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排斥上述的诉讼人权保护措施的。当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既使公诉机关尚未掌握其财产来源不合法的证据，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却无法享受沉默权的保护，必须要进行供述，因为闭口缄默就会被推定为“无法说明财产来源合法”，就会被认定为有罪，也就是因沉默行为而被迫自证其罪。尽管我国尚未承认“不被强迫自认其罪”和沉默权，但司法界人士对此呼声颇高，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也对我国提出这类要求，因而以刑法对该罪的规定，鲜明地否定、抵制这些诉讼人权保护措施，实为不妥。
其四，该罪的设立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私有权。众所周知，公权只有法律允许的，才是合法的；而私权只要法律不禁止，就是允许的。可见，公权的行使有严格的限制，而私权的行使却没有严格的禁止，较公权而言则相对宽松，正如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但我国刑法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却为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私有权的行使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即使没有巨额财产来源属非法的证据，也可以被定罪，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财产私有权时，对“额外”的每一笔收入都要及时记载，否则一旦疏漏或遗忘，就“无法说明”，就构成犯罪。为了证明自己无罪，国家工作人员就得放弃财产来源的隐私权，如实记载、记忆财产来源信息，但法律恰恰没有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不记载、不记忆该信息，因此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限制私权的行使是不尽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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