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体育条例
2006年10月27日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6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四川省体育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项体育事业。
第三条 体育工作应坚持为人民群众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以全民健身为基础，开展文明、健康的体育活动，培养体育人才，培育体育市场，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
第四条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直属各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开展该项目体育活动，并可受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分别管理本市该体育运动项目。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体育工作。
本市各类体育协会应按照各自章程，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体育活动。
第五条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将体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体育事业经费和体育建设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按当地经济发展同步增加。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资体育事业。
第六条 本市扶持体育产业发展，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体育产业，依法开展体育经营活动。
第七条 市和区（市）县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应用于资助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体育比赛经费不足、体育人才的培训以及当地修建体育场地等体育事业。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排、合理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提高其使用效率，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八条 本市对体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成都籍运动员、教练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体育健身
第九条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编制健身规划，宣传、普及体育健身知识，指导开展科学、文明、健康、群众喜爱的体育健身活动。
第十条 每年元月一日为本市健身越野跑活动日，每年六月十日为本市健身活动日。
第十一条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每年举办一次全市性体育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市性老年人健身运动会。
市和区（市）县应每年举办一次学生体育运动会。
区（市）县应积极举办具有民间传统和地方特色的体育健身运动会。
第十二条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管理。社区应配备相应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履行宣传科学健身知识、传授健身技能、组织指导健身活动等职责。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评定标准和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中小学校在学生体育工作方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按规定修建体育场地、配置体育设施和器材；
（二）按规定开设、开齐体育课；
（三）科学安排学生课间操和课外体育健身活动，保证学生每天体育健身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
（四）每学年举办一次全校性体育运动会；
（五）开展学生体格健康检查和体质监测；
（六）建立、完善体育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措施。
第十四条 在市级以上体育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学生，在升学时按规定加分，优先录取。
本市实行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制度。体育考试在升学成绩中的分值由市招生工作机构商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后确定。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有计划地组织职工在工间、工余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定期组织职工参加体育素质测试，鼓励和支持职工参加体育健身比赛活动。
本市各单位应当因地制宜地为职工提供必要的体育健身条件。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建立群众性体育健身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应积极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村体育工作的指导，提高农民体育健身意识，组织开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
第三章体育竞技
第十七条 市和区（市）县应成立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配备专兼职教练员，开展体育人才的选拔和训练。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类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建立优秀运动员的选拔、培养、输送机制，积极组织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比赛，提高本市运动员体育竞技水平。
第十八条 本市承办或举办的国际 、全国、省、市大型运动会由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进行。其他单位或部门需承办或举办国际、全国性大型单项体育比赛活动的，应经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区（市）县举办的体育比赛由当地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管理。
各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建立业余比赛等级制度，积极组织举办等级升位比赛。
第十九条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本市运动员参加全国城市运动会和四川省运动会。
本市每四年举办一次以竞技性为主的市运动会、市残疾人运动会和市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鼓励各区（市）县积极申请承办。各区（市）县应组织代表团参加比赛，行业体育协会应积极组织参与比赛。
本市积极申办国际、全国性的大型体育运动会及单项体育比赛。
第二十条 举办或承办体育竞赛的单位应建立竞赛组织委员会，制定比赛规程，设立安全保卫、卫生和竞赛监督委员会等机构，制定安全、卫生等应急预案。
第二十一条 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应遵守国家体育竞赛的各项规定，遵守体育职业道德，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兴奋剂等违禁药品；
（二）在比赛中弄虚作假、循私舞弊；
（三）利用体育比赛进行赌博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违反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在体育竞赛活动中，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强行进入场内；
（二）违反规定，在场内燃放烟花爆竹或者焚烧其他物品；
（三）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等物品；
（四）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五）向场内投掷杂物；
（六）其他扰乱或破坏体育竞赛秩序的行为。
第四章体育设施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和区（市）县应建有公共田径场、游泳池、体育馆等体育设施。
街道、乡（镇）应建设和完善体育健身活动场所，配置相应的健身器材，修建健身路径等公共体育设施。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中应根据残疾人需要，设置无障碍体育设施。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套建设体育设施，并报所属地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居住区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本市公共体育设施应根据其功能、特点向市民开放。有条件的学校应向社区开放体育设施。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向市民公示其服务内容和开放时间。需改变服务内容和开放时间的，应提前3日向公众公示。
需要收费的公共体育设施，其管理单位应根据设施的功能、特点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实行免费或优惠开放。
本市收费的公园、旅游景区应按照有关规定对经常健身的市民优惠开放。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公共体育设施监督管理。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修建的全民健身设施，由受赠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的用途。
按照城市规划改变体育场地用途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先行择地新建偿还后再行拆除。
第五章体育经营
第二十七条 从事体育健身、竞赛、表演、培训、中介等体育经营活动的，其具体项目应按照国家和四川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公布的项目确定。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市体育经营活动进行宏观指导、监督检查。
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经营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从事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列体育经营活动的，其从业人员应具备与所开展的体育经营项目相适应的专业证书。
第二十九条 从事游泳、攀岩、漂流等国家规定的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的，其场地、设施、器材质量等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前款所列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者应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项目所在地的区（市）县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备案报告书；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危险性体育经营活动必备条件的有关资料；
（四）有关危险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安全预案。
第三十条 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所列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提交备案材料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于7日内进行备案。材料不齐全的，经营者应在10日内补齐。
体育经营活动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者应在10日内向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提请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承办或举办国际、全国性大型单项体育比赛活动的，由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第二十一条第（一）、（二）、（四）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或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雇佣或聘用无专业证书的人员从事体育专业培训、安全救护工作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或第三十条规定，从事危险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向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办理变更备案手续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九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视其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1997年5月30日成都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97年6月16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成都市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摘要：司法公信的命题在中国语境下受到很多基本概念上的误解，使得良好的预期得不到可操作性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舶来与本土资源未能重新整合——将司法公信的形成等同于中国法治实现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处在前法治化阶段，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且要求彻底摒弃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诉求也有悖于法律的功能表现。前法治化阶段完成的目标是法律制度的确认、法律精神的转化、守法的普及，对于司法公信的培育，应该厘清概念上语言逻辑的混淆，进而把握司法公信中国化的可能及措施。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不可阻挡，只有将司法公信的命题置于现代化进程中去解读才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司法公信 法治 现代化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许多学者引用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来论证“法律信仰”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司法公信力缺失” 。可是对东西方法律信仰命题的研究历史中出现对基本概念不规则的表述和未达成一致意见所造成的误解使司法公信的中国化解读一直停滞与理论上的自说自话，实践意义所得甚微。本文拟结合中国法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厘清司法公信命题的基本概念，进而探寻司法公信在中国的可行性塑造。

二 信仰及司法公信概述
（一）信仰的概念。
《辞海》：“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作为价值存在的人，“信仰”的概念体现了其对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的态度和实现方式。具体来说，“信仰”有如下特征：
1目的的理想性。无论其信仰对象如何，信仰的目的是理想化的，即信仰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是符合其希望的“善”和“美”及不能轻易在现实中实现，是一种未知的美好的向往。
2意志的持久性。信仰是值得为之终生奋斗的价值追求过程，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皆需要一以贯之的持久努力。如果意志上发生懈怠，则这种信仰对象还未在主体身上成立信仰或者信仰不坚定。
3行为的坚定性。信仰外化为客观行为，就必须以坚定性最为尺度。任何的信仰除了心理过程外还要以实践来反馈或者检验。缺乏了坚定性行为支持的信仰，只是言语中的信仰，同时反证出其意志上的薄弱。
考察“信仰”概念和特征，可以得出构成信仰的要素：
1信仰从内在看是自觉自愿的信服尊重，特点是出自内心，任何外力或违心之强迫均不构成信仰。
2信仰自外在看需将主观心理状态支配于外部行为，即主观心理状态外化的结果。
3信仰的对象是“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无论是宗教还是主义，均非实在的客观物，而是带有形而上性质的先验理论。
对信仰概念内在、外在及对象上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信仰之范围。信仰是对事物在主客观方面理解把握的最高认同态度。达到信仰的高度，能做到近乎宗教的“殉道”“卫教”，信仰也就具有了神圣性。发自内心的尊重或许是盲目的迷信的，但并不能否认信仰之性质。
（二）司法公信的概念
从词义上探究，公信力的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和"信"。所谓"公"是指社会公众，而"信"则是指因信任而产生的认同和服从的心理感受，属于主体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当一定数量的多数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具有认同感时，我们说这一社会现象或事物取得了公信力；反之，产生认同感的主体数量未达到一定的多数时，该社会现象或事物在社会上则不具有公信力。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普遍地对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地服从并尊重司法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的一种状态和社会现象。它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程度。
司法公信的概念表明能产生司法公信的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的激情。所以司法公信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别于其他非理性信仰）是科学性与怀疑性——对法律的信仰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是综合比对之后发自内心的对法律崇敬的尊重。司法公信不是对法律的盲从和迷信，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许对法律有任何心理怀疑与诘问，这种信仰是绝对神权或绝对君权的直接产物，是法治和法律信仰的大敌，和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理应舍弃。科学的法律信仰与司法公信是伴随着人的理性的参与和选择，同时有法律怀疑精神的辐射作用，使信仰更加有操作性与现实性，摆脱虚无主义的阴影，也完成了人的价值追求的实现。

三 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发展三部曲及对司法公信的影响
法律信仰的历史就是法律发展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的生活习惯到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再到封建社会的成文法，直至近现代资产阶级法律，法律信仰的确立也由起初敬畏自然及神灵的蒙昧意识到现在理性的接受捍卫法律的状态。
1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原始社会及蒙昧时代对习惯或习惯法的态度是出自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超自然现象无知的恐惧。原始人或者奴隶可能不会有信仰的词汇，但是他们有惧怕敬畏的对象——部落图腾的存在说明了他们有自己捍卫的偶像，而且尊崇能够与偶像沟通并传达意见的使者——巫师。原始人把这种敬畏带到制定的规则或形成的习惯里，这样规则或习惯就有了偶像的旨意，对之违反并不仅仅是破坏了秩序，而且还亵渎了神灵。这是法律信仰的萌芽阶段。
2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和宗教紧密相连，对法律的认同一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认同，二是出自对违反法律所受惩罚的恐惧。封建社会的法律开始有了近代法律的影子，权利义务慢慢构架成法律的结构。然而维护皇权与野蛮残酷仍然是此时法律的特色。宗教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政权的独立地位，法律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彼此同呼吸共命运。法律为宗教的世俗活动开辟合法性的通道，宗教为法律制定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法典被看做是上帝的杰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人们把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法律上来时，不会生疏于“秩序”、“平等”、“博爱”等字眼。此阶段将法律神圣化。
3真理——国家世俗法信仰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把法律、利益、需求整合成共同体，公众对待法律的态度世俗化。由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是把人从上帝手里解放出来，以科学与理性为旗帜，反对迷信与愚昧。“以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就是宣布了权利本位思想在法律法学上的胜利。虽然这些运动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或者依附于宗教的先验理论，或者就是宗教思想自身的觉醒与反抗，但思想上的解放是人们眼光开阔，科学的普及使人们趋向理性。对待法律，虽然还有宗教情节，但已不是单纯迷信的时代，而是对自身权利认识的觉醒与维护，法律世俗化起来。
对西方法律信仰的历史解读表明，法律信仰是发展着的历史范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确立，其漫长的过程与法律发展及法治化实现并存，随着民众法律信仰的萌芽，司法公信力也渐趋形成。
四 司法公信与中国特色的冲突
在西方信仰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将司法公信作为进行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意义深远。然而连基本概念都是舶来品的中国法律，如何在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土壤里根植出以秩序、权利义务、平等、人权等为基本内容的司法公信，则是个还未得到验证的问题。
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公信所面临的冲突是东方伦理信仰与西方法理信仰在语境上的南辕北辙。伦理社会的基础是血缘，调整社会运行发展的手段是伦理道德，克制、服从、忍让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人情化使法律无法参与平等主体的日常生活，只有当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及上升到刑事的程度，法律才以制裁者的身份出现，进行事后惩罚性的修补。这样的法律文化很难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民众对法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统治者也主张“德主刑辅”。在这种民族文化下进行法律的移植和司法公信的培养注定困难重重，既有理论逻辑上的证明误区，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
1理论逻辑的误区
目前中国法学界得出的就“司法公信”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建设法治，必须提高司法公信，只有提高司法公信，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即法律——司法公信——法治的逻辑链条。诚然，这种逻辑推论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忽略了很多制约法治及建设法律信仰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下造成了概念的误解。
⑴司法公信中的“法”是指“自然法”还是“实体法”。
西方提出“法律信仰”，是基于“实体法”与“自然法”二分的前提，所指的法律信仰毋宁说是“法的信仰”。因为能达至信仰标准的是近乎道德完满的先验的“上帝之法”（是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等），而非世俗政权制定的法律（具体以法条表述出来）。这也符合信仰的理想性神圣性特征——人们总是对某种尚未达到或有可能达到的目标激发信仰之心，如果已经达到或者没有可能达到，前者没有信仰的需要，后者没有信仰的动力。
中国没有“法”与“法律”二分的传统，现在所指的法律均为实在法。实在法没有先验性神圣性等自然法特征，也没有近乎道德高度的苛刻要求，它规定的权利义务会使公民（立法、执法、司法及守法主体）尊重遵守法律，但很难达到虔诚的信仰，也无法培养让普通公众敬仰法律，提高司法公信力。当人们看着只是白纸黑字的法条时，很难从心里产生任何的激动、神圣或者尊敬。
⑵“法律——司法公信”不是绝对的。
有了法律，未必就能催生出相对应的司法公信。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不简单的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司法公信，是信仰法律体现的价值，法律的价值（法的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目的价值，即法律追求的社会效益，二是内在价值，即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三是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代替法律本身直接提供行为人以信仰的可能。如果只有法律，而法律没有体现应有的价值，或者法律运行时没有体现价值（前者是恶法，后者是徒法），都难以形成司法公信。
中国当下误解司法公信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找到信仰之实质。以为司法公信仰的培养就是普法教育，于是进行法律规范的宣传。信仰之形成在于互动，如果没有法律人格的呼唤、法律精神的灌输、法律价值的倡导，怎么激发民众对法律美好的憧憬？又何谈对法律有尊敬和信服？
⑶忽视了司法公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谈到司法公信似乎生成一种误解，认为其主体“以法律为非人格的神而加以顶礼膜拜” ，有着近乎宗教的迷信，主体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信仰是一种义务性的无条件的迷信。其实在配置司法公信的过程中，主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作用于客体，客体由其本身的品质（法的价值）促使主体再认识，二者相互作用。主体不盲目，客体不绝对，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彼此选择，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
亚里士多德关于“恶法非法”的论断也说明了司法公信必须以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塑造。法律的科学怀疑精神就是在承认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最高性的前提下质疑法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质疑不科学不公正的制度，并推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如上述所言完成法律的“选择”。
⑷对民众进行超前要求，使司法公信的实现不切实际。
在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尽管要进行司法公信理念的培育，但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在目前的中国以“信仰”的标准去要求大众的法律接受程度是对法律进化的急功近利和不切实际的臆想，前文所述司法公信主体需要非常高的社会素质及法律素质，既要有辨明善法恶法的理性，又要有近似崇拜宗教或道德的崇拜科学和理性面的激情。前者要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思维的训练，后者要有与法治精神不悖的民族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教化，在目前中国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能带来理论上的自说自话。
⑸对“法律工具主义”的矫枉过正。
法律工具主义认为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法律不过是阶级、国家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维护道德的工具而已。法律工具主义已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忽视了目的和价值意义的法律只能沦为工具使用，得不到尊重和信任。法律工具主义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人们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到法律的作用。然而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法律的工具性被忽视，不强调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手段的作用，只强调它的价值和目的，让人误以为法律只追求形而上的意义。这样所塑造的法律信仰及司法公信力缺少现实基础，只是空中楼阁，试问哪个人会只因为法律的形而上而对法律充满尊敬信任的感情呢？只有通过其工具性的作用来切实保护人们的权利，使人们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好处，进而有提高司法公信的可能。
2中国现实的条件制约
⑴中国传统文化与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法律精神，司法公信没有文化基础。
内敛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求平稳而轻变革，在接受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总要经过与传统价值体系背离的长期阵痛。当伦理型社会遭遇法理型制度的冲击，颠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时，其消化磨合不可避免。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德主刑辅”均是对市民社会形成的阻碍，而市民社会不仅是现代法律成熟的内在环境，还是现代法律信仰的发生机制。私权合法的市民社会，对利益的诉求再正当不过，商品经济繁荣，相应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也完备，个人权利不再有所依附和臣服，“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圣经”，法律是实现权利具体化的细则。中国传统社会是讲究专制集权大一统，个人权利依附于皇权、宗族、家庭，排斥现代法律精神，个人被扼杀在集体里。建国后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给予否定，法律如一纸空文，何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⑵ 长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无法提供尊敬法律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