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资股东的资格认定及其权利限制
——从一起公司股东权益纠纷案例引出的课题

郭明忠*　邬文辉**


【案情摘要】
原告：王立君
被告：深圳市永浩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朱?F
深圳市永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永浩公司）是1997年12月12日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原告王立君与被告朱?F签署的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股东共二个即原告王立君与被告朱?F，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双方各以现金方式出资50万元，各占50%股权。该公司章程于1997年10月20日经公司创立大会通过，并规定公司设立登记后生效。1997年10月28日，由原告王立君与被告朱?F签名的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决议载明，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王立君和朱?F（系公司董事长）及苏遥，王建山为公司监事，并聘任王立君为公司总经理。1997年11月20日，深圳市安迪会计师事务所为该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该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100万元，王立君和朱?F各投入50万元，于同年11月11日缴存于永浩公司在建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设立的临时帐户002002650027478内。据此，深圳市工商局核准该公司设立，并确认原告王立君和被告朱?F为公司的股东，其中朱?F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立君为公司总经理，双方各出资50万元，各占出资比例为50%。但该公司成立后，并未向王立君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召开股东会让其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更没有给她分过红，公司完全由被告朱?F实际进行经营管理。原告作为永浩公司的总经理，曾负责过该公司的出纳工作。2000年5月23日，原告王立君的丈夫梁晓明代表原告向被告朱?F提出解散公司，并草拟了一份《结业善后协议书》，但未经朱?F签字同意。为此，原告以其股东地位根本得不到认可，其股东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永浩公司停止侵害，并对公司进行清算。被告永浩公司答辩认为，原告仅是名义股东，并非实际投资人，不应享有权益，原告要求对公司进行清算缺乏依据。被告朱?F则认为其不是本案被告，其行为是公司行为。
法院审理期间，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向法院提供证明称，永浩公司1997年11月11日无缴入资金，该行查无该户11月的明细帐。法院为查明永浩公司的原始投资的形成情况及该公司的经营状况，曾以书面方式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交该公司的有关财务资料，但双方均未能提交。
【审判要旨】
法院经审理认为：永浩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7条及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01条及公司法第189条、第191条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仅负责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时的清算。因而，原告要求本院对该公司进行清算，缺乏法律依据，并不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的规定，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告起诉要求判决二被告停止对其股东权益的侵害，这属于民事侵权之诉，符合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的规定，本院应予以处理。本案中，原告作为永浩公司的股东地位已经由深圳市工商局的企业登记确认，虽然根据福田建行的证明，可认定原告并未实际向该公司投资，但原告作为该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不因此而受到否定。这是因为，我国公司法第25条虽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但同时该法也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的，只是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并未因此而否定该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资格。原告对该公司所享有的股东权益依法应得到确认和保障。由于被告在诉讼中承认永浩公司成立后，确实一直没有召开过股东会，这已构成对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享有的经营管理权益的侵害。但作为原告与被告朱?F二人合股成立的永浩公司，当其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发生纠纷时，并不应作为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者，原告仅能针对另一股东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朱?F停止侵害有理，本院应予以支持。至于原告诉称永浩公司一直未进行分红虽属实，但根据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先应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若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公司亏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还必须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才能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因而，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的获取利润权利的实现，必须以该公司在弥补亏损及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还有利润作为前提条件。由于原告未能证明永浩公司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二被告一直未给原告分红，尚不足以认定构成对原告股东权益的侵害，因而原告诉请要求二被告停止对其分红权利的侵害，本院不能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应予支持。被告永浩公司认为原告不是公司股东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朱?F以其行为是公司行为为由，认为其不应作为被告的理由不成立，其对原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法不能免除。另外，双方对公司均未投资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应另行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3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F立即停止对原告作为永浩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参加该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侵害。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问题的提出】
出资是公司股东的基本的法定义务，违反这一义务，我国公司法仅规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现有公司法理论著作也是多从违约责任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的。但是，未出资的公司股东 之法律资格应如何确定？是否仅需由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必否定其股东的法律地位？其股东权利（股权）是否应因此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并无相应规定，不同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存在不同的意见。由于当前理论界对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类似的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已开始逐渐增多，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当然，在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F一案中，实际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受诉法院在处理该案中，无论在诉讼程序还是实体判决中，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程序方面，谁应该是适格的被告，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限于篇幅问题，本文对该案仅就有关股东资格确认及其股权限制等问题作些分析。
一、未出资的股东资格是否应认定
（一） 当前理论界和实践中的不同观点及做法
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构成要件，理论上目前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一般而言，法院在认定股东资格时，需要考察两个问题：一是实质要件，即公司各股东是否存在合股的一致意思表示（合股合意），具体表现为股东之间有无签订合股协议或公司章程；二是形式要件，即公司登记时股东资格是否予以确认，具体表现为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或公司备案的股东名册中有无反映出股东的资格。然而，对于出资是否应作为股东资格的构成要件，目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导致的争议是，在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符合的前提下，如股东未向公司缴纳出资，其股东资格是否应予认定？对此，目前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１.否定股东地位说。此说认为，股东出资的严重违约行为（如根本未出资或未按时出资）将导致其股东地位（或资格）的丧失 。有学者认为，股东对于公司最为根本的义务在于出资，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能够获得股东的身份和资格，如果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自无取得股东身份可言 。
目前否定说在我国公司法理论界属于主流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广东省高院审理的广东国投破产案中，对广信实业公司在江湾新城公司中的股权及股东资格的裁定，即持此观点。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江湾新城工程原由南油总公司投资兴建，1987年４月广东国投以1513万多美元的代价，接受南油中心工程的一切产权。同年12月，广东国投决定由其两个全资子公司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下称广信房产）广信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广信实业，在香港注册，现处于清盘中）合资成立江湾新城，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8605亿元，广信房产应认缴人民币4590万元，占25％；广信实业应认缴人民币1.4015亿元，占75％。由江湾新城经营、管理江湾大酒店。为兴建江湾新城，广东国投10年间先后投资了7076万多美元。自1999年初广东国投进入破产程序以来，江湾新城的股权就一直受到境内外债权人的关注。根据广东国投破产清算组的申请，广东省高院通知广信实业将其名下持有的江湾新城75％的股权交付广东国投破产清算组，广信实业提出异议，此外，广信房产以第三人身份请求将江湾新城75％的股权归其所有。广东省高院经公开审理认为，由于广信实业没有履行股东最基本的出资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公司法》的规定，依法丧失了股东的资格，而原广东国投不仅是江湾新城建设的实际投资者，又是江湾新城的组织、策划、管理者，其在江湾新城的权利依法应予以保护。按“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遂作出江湾新城75％股权归原广东国投所有的裁定 。
2、肯定股东资格说（违反出资义务的公司股东仅承担违约责任，而其股东资格不因未出资而被否定）。持此说比较有影响的当属我国青年公司法学者孔祥俊。他在所著《公司法要论》中引用了一个案例：钱某、雷某和王某作为股东共同组建了一个软件公司，公司注册资本５0万元，章程载明三人分别出资25、15和10万元。但是，三方均未缴纳出资，而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了验资证明，办理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公司经营一年后，三方因分红发生纠纷，钱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钱某由于未缴纳出资，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权请求分取红利，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孔祥俊认为，实际上，本案也属于公司的瑕疵设立问题，公司的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按照公司登记法规的股东承担法律责任，如就行政责任而言，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罚款、责令改正甚至吊销营业执照；就民事责任而言，可以因设立瑕疵而否认其法人人格，由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设立瑕疵可以产生法律责任，但并不否认股东的股东资格。设立公司或者继受股份并办理了股东登记手续的人就是股东，法院在本案中简单地以股东未出资而否定其股东资格似乎与法理不合 。
（二）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并不因未出资而受到否定
尽管否定股东地位说在我国公司法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鉴于此说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广泛影响，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的剖析，进而推导得出我们的观点——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并不因未出资而受到否定。
1． 股东资格的取得未必以出资作为前提条件
持否定股东地位说的学者认为，股东身份或资格是出资的法律后果，没有出资自然无所谓股东资格可言。我们认为，这种公司股东资格必须来源于出资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的情形。因为，股东资格在继受取得（如继承、赠与及受让）的情形下，根本不存在继受取得者向公司出资的情形。其次，从公司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进行分析。对于缴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做明确规定，但一般而言，采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而采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但是，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是多数国家的立法通例 。就目前我们找到的资料，将股东资格与缴纳出资挂钩的立法仅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有规定 。就正如出资未必就取得股东资格一样，股东资格的取得也未必就必须以出资作为前提条件。
2．授权资本制的立法使未出资者取得股东资格成为可能
坚持以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实际上是严格法定资本制下的产物。在严格法定资本制下，立法者要求股东向公司出资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资本的确定真实，从而尽可能地维护交易安全。但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发现，公司本身的财产始终处于难以监控的恒变之中，所谓公司资本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只是法学家虚构的神话 。严格坚持“出资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则，反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有些公司法专家主张，应当淡化出资对公司股东资格的影响。如韩国著名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教授在论及股份公司的股东和股东权时指出，股份公司的股东“与其说是因出资而成为社员（股东），还不如说是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的股份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资格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 。
随着建立在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基础上的法定资本制被绝大多数的市场国家所废弃，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司立法代之以授权资本制。我国公司法坚守已显落伍的严格法定资本制原则，对此学界多有诟病 。在此立法宗旨下，我们自然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会坚持“出资取得股东资格”的观点。然而，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相关立法中，由于采取了较为先进的授权资本制的立法模式，允许合营各方分期缴纳出资额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股东资格并不完全因出资而取得。这是因为，尽管我国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采取的是在公司法外另行立法的模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营各方即为公司的股东。在合营公司依分期出资方式而设立的情形下，必然存在股东在未能出资或未能全部出资之前即依法取得合营公司股东资格的情形。如果依严格的“出资取得股东资格”观点，则这类合营公司的股东资格又如何得以确认呢？
3.肯定未出资股东资格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理论上为未出资的股东对外承担责任提供了充实的法理基础。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基础。否定股东资格说存在的理论困境是，既然否定了股东资格，为什么被否定股东资格的所谓“股东”还要对外却要向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从法理上讲，如果以未出资为由否定其股东资格，自然不能让未出资的该类所谓“股东”对外承担责任，但司法实践中这样又显然对公司债权人不利。否定股东资格说存在法理上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肯定未出资股东的资格，则不会存在这种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
其次，肯定未出资股东资格在实践中也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在我国实际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公司股东未出资的现象，有的公司股东仅有二人，如其中一个股东未出资即否定其股东资格，则公司实则仅存一个合格股东，这不符合公司设立及存在的法律规定 ，公司本身存在的合法性都值得质疑。至于象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F一案那样，全部股东均未能出资的现象也并非少数。如果都以未出资为由简单地否定股东资格，则可能导致大量的公司不能有效合法地存续，这与公司法所倡导的商业维持原则是不符合的。
有的同志也许会认为，肯定未出资之股东资格并无不可，但如果未出资股东迟迟不履行补充出资义务，是否仍坚持肯定其股东资格？我们认为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并不会违反公平原则。其实，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并不仅意味着被确认者单纯地享受股东权利，还更多地意味着他对公司和公司的外部债权人需要承担股东义务。如果对未出资者的股东资格不予确认，则必然意味着放纵虚假出资者，使他们从义务的枷锁中得以解脱出来。
还有人认为，既然未出资者拒不补资，他的行为可能使公司注册资本不实而招致公司法人资格的否定，公司的不存在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他的股东地位和资格。但是，股东资格是指公司的股东资格，如果公司的法人资格都被否定了，在此情形下，就连已足额、如期出资的股东也将不成其为股东了，这时被否定的根本不是股东资格问题，而是公司法人格的否定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公司有效存续期间，对于未出资的股东资格仍应予维持，而不应简单地否定。
二、对未出资之股东的股权应否限制
在肯定未出资之股东资格的观点中，关于如何对待未出资股东的股权问题，又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认为，既然承认未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那么股东按照公司法享有的所有权利就没有理由加以剥夺或限制，上述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F一案的受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即持此观点。另一种做法认为，未出资的股东的股东资格虽不受影响，但其股权应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后一种做法是比较妥当的。
（一）为什么要限制未出资股东的股权
　　１.尽管学界对股权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勿庸置疑的是，从原始股权的取得方式来看，股权的取得须以出资作为对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股权是作为股东转让出资财产所有权的对价的民事权利” 。无对价即无权利，这是民商法中的常识，也是我们主张限制未出资股东之股权的法理基础。
2．从现行立法规范上看，我国公司法第4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立法对于股东享受权利，显然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即首先股东必须作为“出资者”；其次，其股东权利的享受和行使须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大小而确定。如果不是出资者，股东的资格虽并不因此否定，但其股东权利就失去了基础。
（二）如何限制未出资股东的股权行使
对于未出资股东的股权，是否应全部予以限制，还是部分限制？我们认为对此应根据股权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从股权行使目的的不同来划分，股权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主要包括投资受益权、剩余财产分配权、新股认购优先权、出资转让权、股份转让过户申请权、可转换股份转换请求权，它是股东以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权利；共益权主要包括表决权、选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员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股东会或董事会议决议撤销诉权、公司重要文件查阅权，它是股东以参与公司的经营为目的的权利。尽管二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但这仍不失为股权最重要的一种分类。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自益权主要表现为股东自身的经济利益，多具财产权内容，共益权则主要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和监督，多具管理权的内容 。我们认为，对未出资股东的自益权的行使应予以全部限制。因为，在股东未出资的情形下，该股东径行主张纯粹为自身经济利益而生的权利，无异于不劳而获，在其投资收益与出资风险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这明显有违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对此加以限制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未出资股东能否主张行使共益权，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因为自益权与共益权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某些共益权是作为自益权的手段而行使，从而使此种权利兼具共益权和自益权的特点。例如，会计文件查阅权、会计帐薄查阅权等即是此类，也难怪一些学者将股东的查阅权乃至代表诉讼提起权视为自益权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未出资股东对于共益权是可以行使的，对此种具有管理权性质而无股东自身财产权性质的共益权，如果不允许股东行使，反而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比如在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F一案中，如果仅以未出资为由限制原告的表决权、选任公司董事及管理人员权、代表诉讼提起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等共益权，势必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特别是在两个股东均未能出资的情形下，如果他们的共益权均受到限制，则公司就无从继续经营下去了。
（三）未出资股东之股权行使的恢复
基于公司法有关规定，未出资股东可以补充出资，如果股东如数、按期补充了其应缴出资，则其股东权利应得到肯定和保护。所以，我们不能以未出资为由，从根本上否定该股东的权利，而只是在其未能履行补资的情形下，对其权利加以暂时限制，一旦该股东履行了补充出资义务，其股东权利应得到恢复。
有的同志提出，如果未出资股东补充了出资，其股权行使的恢复是否溯及至公司设立开始之时？这个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原告王立君诉被告永浩公司、朱?F一案中，如果原告补充了出资，而在其补充出资前，永浩公司经营中存在较大的利润可供股东分配，则原告是否有权对其补充出资前的公司盈利要求分配？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未出资股东因其未出资的行为，可以由公司和已出资股东通过提出补充出资和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进行追究，未出资股东为此必须承担向公司补充出资及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换言之，未出资股东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承受了相应的代价，法律为守约方提供了相应的救济途径。未出资者补充出资后，其对公司的责任已经履行完毕，公司没有理由拒绝向股东分配本该分配的盈利。尽管未出资股东所需补充的出资额可能远远低于其可分配的盈利，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公司拒绝分配盈利给股东的有效理由。


　　【内容提要】互联网的产生为虚拟财产的形成提供了依托的平台，网上娱乐、休闲更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最重要的娱乐方式，网络游戏的出现则为虚拟财产的形成提供了生成契机。然而因虚拟财产发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对于虚拟财产所引发的社会关系争议急需相关法律加以规制。本文阐述了虚拟财产的概念和特征、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价值冲突、价值认定和证据认定问题,提出了构建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一些建议,从而使广大的网络游戏玩家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促进我国的网络事业的安全快速发展。

　　【关键词】虚拟财产、网络游戏、价值

　　一、虚拟财产的概念及特征

　　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空间上存在的数字化、非物化的财产形式。它是网络空间的特定产物，将其定义为“虚拟”，并不是指这种财产是虚无的，而是为了突出其特性，适当区别于传统的财产型态。虚拟财产包括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还包括网民的电子邮件、网络寻呼、域名、QQ 号等其他数字化财产，由于目前网络游戏的盛行，虚拟财产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主要包括游戏帐号、游戏货币、游戏帐号拥有的各种虚拟武器装备等等。

　　虚拟财产具有以下特征：

　　1、虚拟性和现实性相结合。顾名思义，虚拟财产的首要特征是虚拟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组电磁记录，这就意味着虚拟财产对网络游戏虚拟环境的依赖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不能脱离网络游戏而独立存在。但虚拟财产也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当其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发生具有法律意义的联系时，就能进入现实法律调整的范畴。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该虚拟财产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对价，并且能实现虚拟和现实间的自由转换。

　　2、价值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虚拟财产属于法律上财产的范畴。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脑力和体力劳动，同时还伴随着金钱的投入。因此，虚拟财产是玩家的劳动成果，具有财产的价值属性。网络游戏已成为人们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重要途径，虚拟财产给玩家带来参与游戏的愉悦感和占有、增加财产的成就感，具有使用价值。虚拟财产的交换价值也不容忽视，游戏玩家除了可以通过自己参与游戏的方式获得虚拟财产外，还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得虚拟财产，如向游戏运营商或其他玩家购买。

　　3、合法性。只有通过合法方式获得的虚拟财产才能受到法律保护。使用外挂以及其他非法途径入侵游戏程序而得到的虚拟财产不能被界定为法律上的虚拟财产，因为它们的取得方式是不合法的，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4、受限性———技术上、时间上受限。虚拟财产无法脱离网络平台而独立存在，各种角色和装备等都是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的数字组合，当这些数据消失后，虚拟财产也将归于消灭。因此虚拟财产受到网络及游戏软件技术、游戏运营期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服务商对网络游戏的经营是有期限的，所以任何一款游戏都不可能永远运营下去。网络虚拟财产只存在于特定游戏的运营阶段，如果该项游戏运营商终止经营，那么玩家也就将无法再继续游戏，虚拟财产便自然消灭。

　　二、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价值冲突

　　现今有不少学者认为用刑法来保护虚拟财产是没有必要的。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讲，用刑法来保护虚拟财产必然会促使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在网络游戏上面，荒废学业，疏远与亲人朋友的感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首先，网络世界中的虚拟财产并不仅仅表现为网络游戏中的游戏账号，装备和游戏币等，更多的表现为人们生活提供便捷的通信工具和网络账号，例如网购账号、QQ号BBS等网络通信资源。况且，随着3G时代的到来，网络世界将给人们提供更宽广的活动空间和视听享受。用刑法对这些虚拟财产加以保护能够保证人们在一种更舒适和安全的空间里活动，因此刑法保护虚拟财产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对于青少年沉迷于网络的问题，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对青少年进入网吧年龄做了最低限制，上网必须实名制，限制网游时间等。文化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规定。而刑法作为一种事后的保障法不会促使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他是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保护虚拟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刑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形成保护虚拟财产的法律网，从而实现法律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

　　三、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问题

　　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之间的联系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游戏中虚拟财产的价值与游戏本身的性质，运营状况，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密切项链，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对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个案分析后确定。鉴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模式和法律发展状况，应结合如下几个因素来确定虚拟财产的价格：现实市场交易价格、网络市场交易价格、特定个体投入的价值。

　　一是玩家投入的成本,即玩家参与网络游戏付出的网络游戏费(从营运方获取游戏虚拟人物的许可使用的费用、入购买游戏点卡的费用) ,上网费用(从游戏开户至获取该装备所必须的上网时间所需的网络费用) ,购买游戏装备费用等。

　　二是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虚拟财产的价值。可以借鉴韩国的虚拟环境管理者强制协助现实秩序管理制度。首先要求游戏网络的管理者即游戏服务器管理营运商和游戏程序设计方,必须在物价评估部门配合下,共同从游戏者中选取足够多个中等水平的游戏者,让他们各自游戏并计算出取得游戏装备所消耗的时间数据,计算出平均时间值,在该游戏网站专门公布并报物价部门备案。然后用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该时间为取得该游戏装备的必要劳动时间,再根据该时间用最低上网费和游戏费的单价计算出必须支付的费用,将该费用认定为该游戏装备的价值。

　　三是由游戏运营公司来对具体的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定价。很多运营商为了提高利润而推出出售虚拟道具和财物的活动。

　　笔者认为,单靠哪一种方式都无法对虚拟财产的价值作出一个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评估,最好是由相关产业的主管部门(如信息产业部)组成一个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游戏开发商、游戏高手等共同参与的机构,制定一套虚拟财产的认定和评估体系,作为法律标准,以使得在以后其他所有案件的处理上能有法可依。

　　四、虚拟财产的证据认定问题

　　关于虚拟财产的证据问题主要体现在证据提供困难、举证责任分担不明确等方面。对于以上两点，笔者有以下建议：

　　1、建立网络身份登记与认证制度。建立网络身份登记与认证制度，对参与网络游戏的玩家进行一个身份认证管理，使其网上的虚拟身份与现实社会中的真是个体建立必要的联系。

　　2、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督和安全体系。由国家机关或相关单位协作加强对网络运行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实时监督，对交易情况的数据予以统一记录保存，负责网络交易情况的记录和公正，并对网络运行中的安全进行管理。

　　3、在玩家与运营商之间，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运营商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违反合同义务，或者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的理由和依据。玩家则需要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并证明是因为运营商的违约或不作为给自己带来了直接损失。

　　五、应对侵害虚拟财产的防范措施

　　1、倡导以德治网。网上交往的虚拟性，淡化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削弱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导致人格的虚伪。要大力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提倡网络文明，培养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