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


（2003年6月26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3年7月25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根据2009年11月18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10年1月15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遗体捐献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遗体捐献工作，发展医学科学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遗体的捐献、接受、利用及其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遗体捐献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教学、科研或者临床移植的行为。

　　遗体捐献执行人，可以是捐献人生前指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没有近亲属和监护人的，可以由捐献人指定的组织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作为遗体捐献执行人。

　　第四条　遗体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第五条　自然人捐献遗体的意愿应当受到尊重，捐献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鼓励遗体捐献行为，树立尊重捐献人的社会风尚。

　　市人民政府应当为遗体捐献人集中营造纪念林或者建造纪念性建筑物、构筑物，并对遗体捐献行为予以宣传。

　　对在遗体捐献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者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七条　市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市遗体捐献的管理与监督工作。

　　市、区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献的宣传、登记、接受等工作。

　　公安、民政、财政、交通、教育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遗体捐献的相关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当开展对遗体捐献工作的公益性宣传。


　　第二章　捐献登记

　　第八条　市、区红十字会是遗体捐献的登记机构(以下简称登记机构)，负责遗体捐献的登记工作。

　　登记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其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工作时间。

　　第九条　捐献遗体应当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捐献人可以自己到登记机构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也可以要求登记机构上门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的，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第十条　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时应当填写遗体捐献登记表，登记表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捐献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住址、身份证件；

　　（二）捐献人自愿捐献遗体全部或者部分及其用途；

　　（三）遗体捐献执行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负责通知遗体捐献接受单位的时限及同意执行的意见；

　　（四）遗体利用后的处理；

　　（五）其他事项。

　　捐献人在登记表中未注明可以公开的事项，登记机构、利用单位应予保密。

　　登记后，由登记机构向捐献人颁发遗体捐献卡。

　　第十一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捐献人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要求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撤销登记手续。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捐献人，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要求撤销登记的，登记机构应当及时办理撤销登记手续；要求变更登记内容的，登记机构在征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后，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章　接受、利用和处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体，不宜捐献：

　　（一）捐献人死于甲类传染病或者国家规定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的；

　　（二）遗体不能利用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利用捐献遗体的单位(以下简称利用单位)应当是有开展医学科研、教学业务能力的医学高等院校、医学科研单位和有开展临床移植能力的医疗机构，并有专门从事遗体利用工作的机构、人员和与开展遗体利用工作相适应的设施。

　　前款所列单位应当经市卫生主管部门审核，取得利用捐献遗体资格，方可开展对捐献遗体的利用工作。

　　第十四条　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建立遗体利用组织库。遗体利用组织库具体管理办法由市卫生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捐献人死亡后，遗体捐献执行人应当按照遗体捐献登记表中约定的时限通知原登记机构，并持捐献人死亡证明和遗体捐献登记表、遗体捐献卡等资料与原登记机构签订捐献遗体交接协议书，原登记机构向遗体捐献执行人颁发遗体捐献纪念证书。

　　第十六条　捐献遗体交接协议书签订后，利用单位应当在遗体捐献登记表载明的时间内将捐献的遗体运回本单位利用。

　　第十七条　利用单位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妥善保管捐献的遗体，严格按照捐献人生前意愿，将遗体无偿用于医学教学、科研或者临床移植。禁止买卖或者变相买卖捐献的遗体、遗体器官或者组织。

　　捐献的遗体在利用前，利用单位应当以适当的方式举行尊重遗体的仪式。

　　遗体利用完毕，由利用单位送殡葬单位火化，所需费用由利用单位承担。但遗体捐献执行人要求自行处理的除外。

　　第十八条　利用单位应当建立遗体利用专门档案，完整记录捐献遗体的利用情况，并报市、区红十字会备案。捐献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遗体捐献执行人要求告知遗体利用情况的，市、区红十字会应当予以告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卫生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市卫生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利用捐献的遗体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利用单位违背捐献人意愿利用遗体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遗体利用资格；

　　（三）利用单位买卖或者变相买卖捐献的遗体、遗体器官或者组织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交易额八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取消其遗体利用资格，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从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利用工作的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利用和处理捐献的遗体，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追究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遗体捐献登记表、遗体捐献卡和遗体捐献纪念证书由市红十字会统一印制。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游 伟

　　动用刑罚手段控制危害性行为，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把“双刃之剑”。使用重刑，更是利弊鲜明。重刑之利，在于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收敛，并迎合“嫉恶如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欲求。但是，从长远角度上看，其弊一定远大于利。

刑事法理论认为，刑罚的轻重，必须通过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方能做出判断和确定。罪刑相当是罪刑内在比例关系的要求，也是社会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反映。重刑虽可以威慑，重刑趋势之下通常也不绝对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下轻刑适用，但总体来说，重刑威慑思想是强调通过片面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由此，重刑就必然造成罪刑关系的失衡，罪刑间的等价关系也会受损。其明显的不利后果，是容易削弱人们对刑法的尊重感。

事实上，社会认同感是刑罚发挥有效功能的基础，而刑罚适用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就必须是公正的，也即罪刑关系要符合公正、合理的价值。由于公众是基于社会一般正义观念去评价罪刑关系，社会正义观念又受到等价关系的制约，因此，人们其实就是运用等价观念去评判罪与刑的关系。刑罚必须与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当，这就成为刑罚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也只有这样，刑罚才可能发挥教育、感化的正向作用。过重的刑罚必然与公众的普遍正义、公平观念相悖，会使公众对刑罚的依据产生怀疑。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重刑威慑所产生的，不仅是公众对刑法尊重感的削弱，甚至可能产生对罪犯的同情。

过重的刑罚还容易促使刑罚的功能贬值。因为刑罚似乎天然就具有惩罚与威胁的功能，对于已然犯罪，惩罚具有报应性，适度的刑罚会使犯罪人产生痛苦和后悔心理，使其感到罪有应得。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判断，即被惩罚的行为是错误的。将受惩罚者视为犯错误者，这对于惩罚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过重的刑罚，则激发不起这种“错误”认识，反而容易令人觉得刑罚对他不公，这在犯罪人心理上产生的将不是后悔和痛苦，而是对刑罚制度甚至是对整个社会仇恨的加剧。为了补偿过重刑罚所造成的失衡心理，他们往往会再度实施犯罪。

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就曾指出，严峻的刑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不法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状态，人们常常本能地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大刑罚量，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出现整体法定刑和刑罚投入量的攀比上升。难怪犯罪学家菲利会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在这一方面，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重刑适用倡导及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恶性犯罪率的上升，或许也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过于严厉的刑罚不可能具有道德劝诫作用，为了恢复刑罚的正常功能，严厉的刑罚确实应当开始考虑它的边界和限度。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就的犯罪，理应通过对综合治理的方式去控制。动辄诉诸刑罚甚至适用重刑，是社会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表现，更是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重刑威慑主义者普遍都过分的推崇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正常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行为时，首先的反应不是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及治理措施，而是动用刑罚、使用重刑。我以为，崇尚重刑威慑必然会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和弥补。严刑峻法会妨碍到人们寻求科学犯罪对策的种种努力，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出现增量发展时，人们非常容易产生某种直观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补救行动，那就是刑法典的犯罪化修订或者司法上的重刑适用。不过，即使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其实也非常可疑)，也难免具有忽视尽管困难但更有意义的预防性、社会性的防治措施的问题。

犯罪既然是社会诸种综合病症的反映，就决定了治理犯罪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综合的。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是该系统工具中的一种，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刑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产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那种寄希望于重刑威慑而禁奸止过的主张，是刑罚观念中的一大误区。抗制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于人的价值观的提升。因此，通过推行各种良好的社会政策，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最终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而在这点上，国外的经验值得重视。比如美国就认识到不能指望刑事司法制度承担控制犯罪的全部职责。因此，在犯罪预防上，就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采取减少犯罪的潜在目标的办法达到减少犯罪机会的目的;二是对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和秩序，以促进居民的安全感和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三是采取非刑事化策略(社区矫治轻度犯罪)和立法威慑策略(对特别严重的罪行和惯犯加重惩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施耐德在比较了日、德两国犯罪及其控制情况后说:“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是人道的刑事政策。罪犯必须恰当地被惩罚，必须与他所造成的损害相当……社会必须逐步参与对犯罪的共同治理”。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在通过保持完整的社会团体非正式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获得成功。我想，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索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