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业厅


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
贵州省农业厅


（1991年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农作物品种管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粮食、经济作物和牧草、绿肥等农作物新品种的审定。
第三条 省、地、州（市）分别设立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品审会）。品审会是农作物品种审定的权力机构，由农业行政、种子部门、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和有关部门推荐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日常工作由同级种子管理部门设专人办理。省品审会委员由省人民政府
授权省农业厅任命，地、州、（市）品审会委员由地区行署、州（市）人民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任命。
省品审会设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各专业组组长及有关部门代表组成。省品审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主持品种审定等有关工作。
省品审会下设水稻、玉米、麦类、油料、薯类、经济作物（含蔬菜、麻类、茶叶、蚕桑、糖料、果树）等专业组。专业组设组长、副组长各一名，负责指导本专业组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初审工作。地、州（市）品审会是否设专业组，可根据条件自行确定。
第四条 省品审会的任务：
（一）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和本办法，拟定有关农作物品种审定工作制度和办法；
（二）领导和组织省一级的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审定（认定）适合于在全省推广的新品种；
（三）对已推广的品种和新品种定期进行评议，提出扩大、限制或停止使用的意见；
（四）指导、协调地、州（市）品审会的工作；
（五）向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推荐参加全国区域试验和审定的品种。
第五条 地、州（市）品审会的任务：
（一）贯彻执行有关农作物种子审定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组织本地区育成（引进）品种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新品种审定；
（三）实施省品审会布置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四）对已审定（认定）通过的品种，组织宣传、示范和推广，并对本地区推广使用的品种提出扩大、限制或停止使用的意见。
第六条 省级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工作，在省品审会领导下，由省种子总站和省农科院有关专业所或其他单位共同主持。参加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品种应具备的条件及试验方法，由省品审会另行规定。
地、州（市）的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如何组织，由地、州（市）品审会确定。
第七条 省、地、州（市）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品种审定所需的业务经费，由同级农业种子部门编制预算，在同级农业事业费中开支。
第八条 报审品种（组合，下同）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须经连续二年以上区域试验和二年生产试验（两项试验可交叉进行），遗传性状稳定一致，与其它品种有明显区别；
（二）在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产量水平要求各年均有60％以上试点分别比对照种增产8％以上，或产量相当（经统计分析增、减产不显著），但在品质、熟期（粮油作物比对照种早熟7天以上）、抗病（虫）、抗逆性等方面有一项乃至多项性状表现突出；
（三）选育（引进）单位或个人应能向种子推广部门提供可播种50至100亩以上的原种种子，种子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不带检疫性病虫害。
第九条 报审品种须附有品种选育（引进）经过报告，区域试验、生产试验结果综合总结材料，品种说明书（包括品种来源、特征特性、栽培要点、适应地区及产量水平），抗病（虫）鉴定、品质分析报告，以及植株、果穗、籽粒、果实、（或块茎、块根）的彩色照片。杂交种还应提
供亲本性状，繁殖、制种产量及制种技术等资料。
抗性鉴定和品质分析，须有省、地、州（市）品审会认可的专业单位签署的书面意见。
第十条 对未具备组织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条件的某些农作物或特需品种，报审时应附有品审会指定场所进行多点品种比较试验和性状鉴定的报告。
第十一条 单位或个人报省审定品种，应填写《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经育成者所在单位、区域试验主持单位、地、州（市）品审会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送省品审会。秋收作物和夏收作物品种报审材料，应分别于当年1月1日和7月15日前报出，过时不
予受理。报地、州（市）审定的品种，报审程序由各地制定。
第十二条 省品审会审定品种，先由专业组（必要时可聘请有关专家）对报审品种进行初审，提出审定、暂缓审定或不予审定的意见，送交省品审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地、州（市）品审会没有建立专业组的，由其直接审议决定。
品种审定实行育种（引种）单位（或个人）回避制度，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表决，赞成票数超过法定委员总数半数以上的为通过审定。
第十三条 单位或个人对报审品种审定结果有异议的，可补报材料，申请原审的品审会常务委员会或品审会进行一次复审。
第十四条 新品种审定通过后，品审会可依据报审单位或个人的建议，给予正式命名。但引进品种不得另行命名。
第十五条 审定通过的新品种，由品审会统一编号、登记，发给审定合格证书，并由同级农业主管部门公布。
第十六条 在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和审定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品审会应给予奖励，并推荐申报科技进步奖。
第十七条 品审会审定（认定）通过的品种，育成（引进）者在申报同级奖励时，审定合格证书可代替专家鉴定证书。
第十八条 未经审定或审定不合格的品种，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进行宣传、经营和推广，不得报奖。违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 审定通过的品种，在生产应用过程中，如发现有不可克服的缺点，品审会应提出停止推广建议，并由农业主管部门发布公告。
第二十条 报审品种材料弄虚作假窃取成果的，品审会委员在品种审定时违法乱纪的，由品审会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2月26日
浅议基层检察院
直接行使民行案件抗诉权

刘顺航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基层人民检察院开展民行法律监督的空间是狭小的，在司法实践中由此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基层院带来了许多束缚和困惑。笔者从基层院有效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着眼，就基层院行使民行案件提出抗诉权的合理性，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㈠立法规定的闲置与司法现状
　　民诉法第185 条第二款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6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该法条体现了对民行抗诉案件 “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本意，体现了对启动抗诉再审应遵循准确抗诉、公正再审价值追求。但是在1995年10月9日最高法院在对四川省高院的复函中作出这样的司法解释：“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再审，也可以交由原作出生效裁判的基层人民法院再审”，这就单方变动了抗诉再审的审理格局，使这项原已完整的立法规定失去完整的作用和意义。而从经历了法院多年来普遍坚持的这一司法程序的审理情况看，其所具有的简便诉讼、降低司法成本等优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到现在已演变为符合现行司法实际要求的一种情势变更。与之相适应，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也相应出台指派基层院出庭支持抗诉的做法。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4条第二款规定：“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这样，“两高”先后作出的变通规定使得原先立法中 “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本意形同虚设。将抗诉再审案件同归于原审法院后所引起的诉讼审理变化，也势必同样要影响和推动法律监督机关对其职能做适应性的调整变动。
　　㈡现行司法程序的缺陷
　　一是从司法过程看，现行民行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再审，缺乏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在抗诉案件中，当原审与再审集于同一审判机关后，该形式已从外部监督转变为内部监督。再审活动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监督机关在该阶段已无清晰的职权行使，再审的结果处在原审机关自查自纠的决定下产生。若从消极方面看，这容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审判机关在自身防范克服本位主义保护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抗诉再审缺乏外部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对抗诉再审结果的准确公正追求，势必会缺失必要的保障。
　　二是造成检察机关司法资源的浪费，工作效率不高。从基层院审查民行案件看，自受案到认为符合抗诉条件到提请上级院再审查直至做出提抗或终止审查，在这期间的法定审限就达半年以上。经过二个不同机关对同一事实做重复审查，真可谓“谨慎”。若再加上人民法院的再审期限，通常一个案件从当事人申诉到再审结果的出现，一般都得在一年以上。
　　三是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得不到完整的行使。抗诉案件回归原审基层法院再审，使得“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结构受审判一方冲击解除，原有的检法二机关的平衡制约机制受到影响。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基层法院既可以依法审理所辖内的一审案件，又同时能够再审由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先前已经原审过的同一个案件，而与其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却不能对已生效又确有错误的一审裁判实行直接的法律监督，只能作为服务上级院的一种协助力量。所谓提请抗诉意见，只是一项建议性的工作。这与基层检察机关应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责是很不相称的。法律监督不同于一般监督，它是一项权力行使，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和指挥权，具有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在现阶段，基层检察院仅能行使向上级院提请抗诉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因为此时，被监督对象不在他职责内支使或指挥范围，且提抗后须受制于上级院的审查，并最终是以上级院的意见来决定提出或终止抗诉的。由于基层检察院未能有效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在客观上使其法定的职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四是社会效果欠佳。在抗诉再审由基层原审法院审理后，诉讼过程仍是法院正常的普通一、二审程序，抗诉机关在再审活动中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权利事项，而且被指派出庭的基层检察院除宣读抗诉书和对庭审合法进行监督外，并无太大作为。此外，案件当事人及知情者对抗诉再审回归原审法院再审的活动，对其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存在合理的怀疑。
　　㈢基层院行使抗诉权的合理性
　　首先，现行的抗诉再审有利于推动基层院向着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的方向迈进。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中，发现原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经与同级法院协商后可以作出检察建议，被同级人民法院采纳的，其作用和意义与抗诉改判具有同样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在对原案再审结果确有错误仍坚持不改的，可报请同级人大监督，对再审结果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基层院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降低或接近于消除检察机关单方维持的原有的提抗审查的双重门槛。这些将为实现“一审案件同级抗”起到良好的过渡作用。
　　其次，由基层院行使抗诉权，是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长期以来，再审改判率低，检法双方分歧意见不易解除，这些现象已不是处于双方都能履行各自职责时产生正常的属于相互制约的那种情况，而是对一方维持错误另一方无法监督到位这种程序上的不当所产生的摩擦。而赋予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将有效克服监督不到位的弊端。就法理而言，在国家划分司法管辖中，设置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是平衡并存又相互作用着的。在这种结构下，任何一方的职责履行，都必然引起相应方的职能连动，原先的民诉法中对这项立法的定位，并不会破坏这种连动和制衡关系，而是将基层院双方的这一项权能处在消极的不作为状态，把行使这项的权利义务抬高一层去运作，是在上一级的层次范围内去开展审判与监督的制衡和连动。而今，现实的这一平衡杠杆呈一高一低的出现，在客观上破坏了监督与平衡连动的完整性。既然审判一方已将抗诉再审放回原审进行，且已得到社会的认同，造就了情势变更的新的客观事实的出现，在立法中就应有它被认可的位置。但事情的另一端，即对检察机关的原设计模式至今还没有做相应的立法调整。无论从立法或司法角度，都应当从其内在的要求考虑，做出取直线的平衡制约关系。我国民事立法中对民行抗诉的策划是在维持体现准确、公正的实体原则和体现相互制约平衡的程序原则下设计的，这一设计在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显然更偏重实体理论功能的实现，而缺少司法实践总结的程序保护，故从它出台起就不是完美无暇的。在人民法院已经做过的部分调整和还应当允许基层人民检察院做相应部分调整的民行抗诉再审，都来自于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只有调整到位，原有立法在这方面的二项指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
再次，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能够建立系统的保障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三款之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凡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再审后，应当由同级审委会会议研究，而法律赋予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监督的职责，当然还是履行法律监督职权。因此行使这一项法律权力，是检察抗诉案件是否抗准、再审是否公正的重要一环，也是检法二机关对再审监督和对公正效率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改变目前上级检察院监督下级法院存在先天不足的薄弱环节。此外，建立向上级院的备案制度，以接受上级检察院的领导，对再审后仍坚持有错不改的，拟定报请人大监督制度以加强监督力度，以及与同级法院建立协调制度等，都能在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后，依职权产生的相关职能活动，它比较于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行使抗诉权更具直接对抗和针对性。如此，检察机关民行案件抗诉效果无论在法律上或社会上较之目前和过去都会有较大的改观。